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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umnredleaf · 2026-10-07 14:44

从古到今：汉语世界的"文字狱"严酷程度比较 判断严酷程度，通常看几个维度：案件数量、持续时间、株连广度、刑罚残酷度、制度化程度，以及对思想文化的实际摧毁深度。 一、古代帝制时期：清代是顶峰 历史学界（包括顾颉刚等学者）的共识是：康雍乾三朝是古代文字狱的最高峰，其中乾隆朝尤甚。 - 案件数量：有文献记载的清代文字狱约160–180起，超过历史上其他朝代文字狱总数之和。 - 顺治朝约6–7起，康熙朝约13–20多起，雍正朝约20起，乾隆朝 alone 就有130–140起（平均每年超过2起，约每5个月一起）。 - 仅乾隆一朝就超过此前所有朝代文字狱的总和。 - 残酷与株连：凌迟、开棺戮尸、全家男丁16岁以上处死、女眷发配为奴，是常见手段。 - 庄廷鑨《明史》案（康熙初）：处死70余人，流放数百人，牵连上千。 - 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300余人，16岁以上男丁全部斩首。 - 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已死者开棺戮尸，子孙斩首。 - 制度化：不是零星事件，而是常态化手段，配合《大清律》"大逆"条款。乾隆借修《四库全书》大规模禁毁、篡改书籍（销毁违碍书达十余万部），对历史记忆和士人表达的摧毁远超单纯杀人。 其他朝代对比： - 秦：焚书坑儒（坑约460人），极端但短暂。 - 明（尤其朱元璋）：表笺文字案频繁，个人猜忌色彩强，但未形成清代那样持续百余年的系统高压。 - 宋、汉：多为党争或个别案件，规模有限。 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感叹，正是针对清代余威。 二、近现代（1912年以后）：规模更大，形态不同 如果把"从古到今"完整纳入，20世纪的政治运动中，因言论/文字获罪的受害者数量远超清代。 1. 反右运动（1957–1958） 官方公布被划为"右派"约55万人（1981年核实为553,434人），独立研究估计实际受冲击者更高，加上"中右分子"等可达百万量级。 绝大多数因发言、写文章、提意见被定性。许多人被送劳动教养（如夹边沟等），长期受歧视、迫害，家属也受株连。死亡人数虽无精确统计，但劳改营中非正常死亡不在少数。 有论者直接称之为"大规模文字狱"——规模远超乾隆朝130多案。 2. 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因文字、言论、日记、书信、学术观点等被批斗、关"牛棚"、抄家、下放、致死的情况极为普遍。 官方后续调查统计非正常死亡约172.8万人，武斗死亡约23.7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约13.5万人，受诬陷、迫害和株连总人数达1亿人以上。 国际学界普遍估计实际非正常死亡在100万–200万之间（麦克法夸尔、丁抒等），亦有研究估算更高。 教员本人曾在1958年说过类似"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话（原文大意：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骂我们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文革期间的张志新和遇罗克案件就是典型的因言获罪。 3. 当代形态：从肉体消灭转向技术化管控 近代不再以大规模公开处决为主，而是转向系统性、技术化控制： - 网络言论、文章、社交媒体内容被监控、删除、限流。 - 因言获罪（寻衅滋事、煽动颠覆、侮辱英烈、传播虚假信息等罪名）案例持续存在。PEN America近年报告显示，长期是全球关押作家/写作者人数最多的国家（2024年数据约118人在押）。 - 一位民间记录者整理的公开可查案例已近2000起（多为普通网民）。 - 因文字获罪成为AI时代的口袋罪。刑罚以监禁、拘留、罚款、社会信用惩罚为主，极少直接处死，但自我审查和寒蝉效应极强。 三、总结 - 纯古代帝制时期：清代（尤其乾隆朝）无疑最严酷——案件最密、株连最广、刑罚最血腥、制度化最彻底。 - 纳入近现代后： - 若以直接因文字/言论获罪并遭受严重人身迫害的人数衡量，反右 + 文革时期的规模远超清代（数十万至数百万量级 vs 清代总计数千至万余受害者）。 - 若以公开处决 + 家族灭绝式酷刑的血腥程度衡量，清代仍更"传统残酷"。 - 若以对整个社会表达空间的长期压制与技术化控制衡量，当代形态更全面、持久，但手段已从肉体消灭转向制度性与数字性管控。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哪个时代更残酷"，而是：任何一种允许权力任意定义"思想犯罪"的制度，制造的都不是个别悲剧，而是系统性的恐惧。而恐惧之下，没有人是安全的——包括那些今天还在位置上的人。 文：Jinwen Gong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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