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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0588 · 2026-10-09 10:10

为卞仲耘的尸体处置，王晶尧和他的大女儿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邓榕身穿军装，裤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非被打死。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 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后来，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大批的人被打死，装有数十具尸体的大卡车在北京的街道上开过，甚至不用任何东西遮盖一下，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一些红卫兵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反对解剖尸体。死亡原因如此明显，他不要让妻子这样惨死后还遭受这样无理的切割。邓榕转而很凶地责问卞仲耘的大女儿：“你们什么态度？”她的大女儿说：“反正这不能由我们负责。”邓榕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 34年后，邓榕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0年6月）。卞仲耘的家人敏感地发现，在这本书里，邓榕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卞仲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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