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

@Peter90116 · 2026-10-09 13:45

⭕️1946年10月1日，紐倫堡大審最終宣判 ——服從命令，不能成為屠殺人民的免責理由黃春生牧師 1946年10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最具歷史意義的國際審判之一——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作出最終判決。這場審判不只是清算納粹德國的戰爭罪行，更留下了一項深刻影響後世國際法的原則：國家可以犯罪，掌握國家機器、制定政策、下達命令與實際執行犯罪的人，也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從戰爭廢墟中追究責任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發動侵略戰爭，並建立龐大的國家暴力機器，對猶太人、羅姆人、身心障礙者、政治異議者及其他遭迫害群體進行系統性迫害與殺戮。戰爭結束後，美國、英國、法國與蘇聯成立國際軍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IMT），審判納粹德國主要政治、軍事與政府領導人物。審判於1945年11月20日在德國紐倫堡開始，至1946年10月1日結束。正式受審者共22人，其中包括希特勒死後納粹政權最高階的被告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長官威廉．凱特爾（Wilhelm Keitel）等人。法庭處理的核心罪名包括：危害和平罪（crimes against peace）、戰爭罪（war crimes）與反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以及共謀實施相關犯罪的指控。 ▋19人有罪，12人被判死刑 1946年10月1日，國際軍事法庭完成判決。 22名被告中，19人被判有罪，3人無罪；12人被判處死刑，3人無期徒刑，4人被判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被判無罪的三人則是亞爾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法蘭茲．馮．巴本（Franz von Papen）及漢斯．弗里切（Hans Fritzsche）。戈林被判死刑，但在行刑前夕服毒自殺；馬丁．鮑曼（Martin Bormann）則是在缺席狀態下受審及被判死刑。其餘10名死刑犯於10月16日遭處決。法庭同時認定納粹黨領導集團、蓋世太保（Gestapo）、保安部（SD）與黨衛軍（SS）等組織具有犯罪性質。 ▋「我只是服從命令」不能洗去責任紐倫堡大審最深遠的意義，不只是把一群戰敗國領袖送上被告席，而是重新回答了一個文明社會無法逃避的問題：當國家本身成為迫害人民的機器，個人能不能以「我只是服從命令」為理由逃避責任？紐倫堡所發展出的答案是：不能僅因國家法律、官職身分或上級命令，就當然免除國際法上的個人刑事責任。這個觀念後來被聯合國進一步整理為「紐倫堡原則」。1946年聯合國大會確認紐倫堡法庭《憲章》與判決所承認的國際法原則；1950年，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正式完成相關原則的表述。其中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就是國際犯罪的責任不能完全躲在國家這個抽象概念背後。國際法委員會後來更指出，紐倫堡所確立的個人刑事責任，是國際刑事法的重要基石。換句話說：穿上制服，不會使罪行變成正義；取得官職，不會使暴力變成合法；收到命令，也不能使人的良知停止運作。 ▋紐倫堡留下的，不只是歷史，而是一道警告紐倫堡大審當然並非沒有爭議。後世法學界持續討論勝利者司法（victor's justice）、罪刑法定原則，以及盟軍自身戰爭行為未受到同等審判等問題。這些爭議不應被掩蓋。然而，紐倫堡所確立的核心遺產仍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掌權者不能因為掌握國家機器，就取得犯罪的豁免權。這套思想後來持續影響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以及現代國際刑事司法制度的發展。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也明確把紐倫堡所建立的「個人對國際犯罪負責」視為國際刑事法的重要基礎。因此，1946年10月1日值得紀念的，不只是納粹戰犯被宣判。它更提醒每一個世代：法律若失去人權與人的尊嚴作為界線，也可能淪為暴政的工具；國家若不受法律約束，也可能成為大規模暴力的執行者。而公務員、軍人、警察、司法官乃至政治領袖，也不能把自己的道德與法律責任全部交給一句：「這是上面的命令。」民主與法治真正珍貴之處，就在於權力必須受到限制，命令必須接受法律檢驗，而人的基本尊嚴不能任由國家權力取消。紐倫堡留下的警鐘至今仍然清楚：沒有任何國家權力高到可以凌駕人性，也沒有任何命令大到足以消滅個人的責任。紀念紐倫堡，不只是回頭審判納粹的歷史，更是提醒今天的我們：面對國家暴力、侵略戰爭與反人類罪行，真正危險的往往不是只有少數狂人，而是一整套讓人停止思考、放棄良知、習慣服從的體制。守護自由、人權與人的尊嚴，因此從來不只是戰爭結束後法庭上的工作；它更是和平年代每一個公民共同的責任。

曝光 420 · 评论 0 · 点赞 3 · 书签 0 · 曝光/时 48.319899746529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