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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zuolai · 2026-10-11 01:05

四六宪法，无力制约党国军政体制的独裁者，孙中山搞了党国体制，党政军一体，使宪政比君宪更难以实现。中共的党国是孙中山的党国升级版，孙中山是革命主义者而非共和主义者。常凯申无力改变党国体制，当然，他是军人出身，总司令角色比总统更具威权。 我提出问题： 关于民族问题，关于自治，如何处理才是关键，宪法常规性的内容，在四六宪法中并无重大借鉴意义。 AI回应： 你这个纠正有道理。我刚才把重点放在普遍性的权利与限权条款上，没有充分回应中国立宪最困难的问题：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如何共同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央又凭什么、以什么边界行使权力。 四六宪法更值得研究的，恰恰是它对民族代表、地方自治及中央地方权限的安排。它同时规定各民族平等、省县自治，并对蒙古、西藏及边疆民族设置代表安排。这说明，当时的制宪者已经意识到：地域和族群的差异需要进入国家制度，不能仅靠抽象的公民平等处理。可是，特殊代表席位并不等于实质自治，文本上的自治也不等于地方能自主决定事务。 在我看来，未来立宪要解决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自治的主体是什么？ 应以地域自治为基本架构，让各地居民都享有自治权；同时，对有特殊历史、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地区，允许协商形成不同程度的自治。不能简单把民族、行政区和政治归属一一对应，否则少数民族自治地区里的其他居民，也可能成为新的弱势群体。 哪些权力真正属于地方？ 关键不是叫“自治州”还是“自治区”，而是教育、语言、地方立法、财政、土地与资源管理等权限是否受到宪法保障。地方政府是否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中央能否随意撤换、撤销自治或收回权限，才决定自治是真是假。 中央与地方发生争议，由谁裁决？ 如果最终仍由中央单方面解释自治边界，自治就只是授权。需要独立的宪法裁判机制，以及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制度；涉及自治地位的重大变更，还应取得当地居民的民主同意。 这里还必须同时守住两条底线：**中央不能以统一之名压制地方，地方也不能以民族或传统之名侵害个人。**语言文化应有保障，地方内部的少数群体、不同信仰者和异议者也应受到同等保护。 因此，四六宪法在这些问题上的意义，主要是提供一个历史上的谈判起点，也暴露出尚未解决的难题。真正需要接续的，是“如何共同立国”的讨论：统一须包含可以信赖的自治承诺，自治须建立在居民授权与个人权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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