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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ce53_07_27 · 2026-10-14 11:47

有人质疑柴玲有没有说过“自己不能死”这句话，我找到了完整视频，供大家评价。 1:56记者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 柴玲这时候做了一个歪头加上耸肩的肢体动作，非常轻蔑，好像问这句话的人是弱智一样：“我想我不会的。” 记者：为什么呢？ 柴玲：因为我和大家不一样。因为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个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我自私。 我的个人看法：对，就你配求生，别人都只不过是你拿美国身份和美金的垫脚石而已。我把这个丢给ChatGPT，AI总结了三点： 要看她在学生运动中承担了什么风险？她是否鼓励别人承担自己不愿承担的风险？她后来对这场运动的叙述，是否与当时的言行一致？ 1. 风险由别人承担，决策权却掌握在自己手中。 如果领导者鼓励普通参与者继续冒险，却没有向他们充分说明风险，或者自己掌握着更多撤退和自保的机会，就会产生严重的责任问题。 2. 把别人的牺牲当成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 如果一个领导者认为，只有出现更多伤亡，运动才能获得政治上的突破，那么就必须追问：参与者是否真正同意承担这种代价？她一方面谈到需要流血，另一方面明确表示自己想活下去。这种反差是“精致利己主义”批评中最有力的事实依据之一。*我这里插一句，她指挥其他学生留下，也许目的就是替自己制造逃生机会。 3.运动失败或结束后，个人获得了新的机会。 如果一个人后来成功离开危险环境、在国外建立事业或改善生活，而普通参与者承受了伤亡、拘捕或长期影响，这种反差自然容易引发对其道德责任的质疑。 最后说一句，采访发生在5月28日，而广场清场发生在6月3日至4日。逃离危险本身不是道德过错；要求别人承担更高风险，却对自己采取另一套标准，才是领导者责任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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