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
@wangdefapodcast · 2026-10-16 14:00
人是活宝 一九二九年九月，红四军的陈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朱毛红军的情况。说到钱，他报告：“红军每月至少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出在豪绅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接着他列了几条“筹款的秘诀”。捉住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人跑了，就估一估他的房子值多少，贴一张罚款的条子： “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解决。” 另一条是挖窖，“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 这套办法，党史上叫“打土豪”，说法是没收剥削者的财产分给穷人。一九三一年初，毛泽东、朱德给部队下指示：“在筹款期内以筹款为第一目的，但仍须注意本身训练”。大约同一时候，中央红军内部油印了一本教材，叫《筹款须知》。 军史学者刘统在文章里引过它，说原件是油印本，藏在古田的纪念馆。网上流传的“筹款技术”一节，和他引的句子大体相合，共九个小标题：一网散开，精密调查；迅速捉人，适当待遇；多贴条子，少写数目；有软有硬，加紧催款；做好做歹，雷厉风行；优待土豪代表；挖地窖；拍卖；最后一著。 调查，要找贫苦工农或“流氓份子”打听，拿“土豪的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引他们说实话。然后捉人。刘统引的原句是： “人是活宝，捉到人筹款就容易了。” 捉人的队员要化装，“特别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晓、黄昏这两个时候”。“捉了本人当然好，就是当家的独生子甚至家属以及走狗也都可以。”捉谁最值钱，教材排了次序： “普通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以及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子，且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对像。” 轻的放回去筹钱，重的扣着，“来了好多款才放某人，最重要的要最后放”。还要让人质和家属见面，“使悲伤情绪影响家属以便紧急筹措”。 开价要准。教材拿自己人做反面例子：“去年一军团在醴陵开价十万，实得四万，三军团在萍乡开价三十万，实得不过二万”。一军团打醴陵、三军团打萍乡，都是一九三〇年的事。刘统说这份文件写于一九三二年七月；按这句“去年”推算，它更可能写在一九三一年。 催款，“催的手段贵乎厉辣”，必要时“没收一家的财物，烧一家的房子，或杀一个土豪”。括号里补了一句：这要出于筹款无望、能为多数群众认同，不宜当成唯一的办法。杀人有程序：“杀人也要经宣传，拟罪状，捆绑，写罪状，盖官印的几个阶段。” 最后一著。各家都交齐了，“而我们还嫌不够，土豪商人还出得起”，就加捐，或者另加罪名，“在必要时，虽以前已罚或捐过款，也可以再杀一个。” 别的苏区也是这么写的。一九三三年三月，湘赣省委在党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说对抗拒缴款的土豪，“即杀一二个威吓其他土豪，并可将他的头与罪状送到白区去”。白区，是国民党控制的地方。 一九三二年四月，毛泽东带东路军打下福建漳州。当时在厦门做地下工作的曾志后来回忆，陶铸当漳属特委书记时，“带人用一枝小手枪，绑了一个地主的孩子，获赎金三千多元。除一部分上交省委作经费外，用余下的钱买了三十多枝驳壳枪，组建了一支游击队。”陶铸后来做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后来的上将杨成武回忆：“一开始，我们把穿皮鞋的、拿文明棍的、穿长袍的、戴眼镜的、戴礼帽的，都当作土豪抓了起来，前后抓了一百多”。二〇二五年人民网的党史文章引了这句话，前面的说法是：“部分干部在开展工作时出现少数划不清政策界限的现象”。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写，漳浦有的部队在林彪纵容下，“甚至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去拷打”。 苏区自己也收税，可税收养不活这支军队。湘赣苏区一九三二年九月到一九三三年八月的账：收入十六万一千九百多元，其中土地税五万八千多，“豪款”一万零七百多；支出二十五万二千多元，军费就占十九万一千多，赤字九万。中央苏区更大。研究苏区的黄道炫推算，一九三三年中央苏区维持运转要六百万元以上，全年土地税按政府粮价折合一百一十二万五千元，按市价翻一番也只有二百多万。他的结论是： “维持苏区运转主要必须依靠打土豪及其他非常规收入，同时发行公债弥补亏空。” 土地税出在分了地的农民身上，公债也摊在他们身上。剩下的缺口，靠部队去白区捉人。刘统写到，后来的上将张震当连长时，上级给每个连定的筹款任务是每月一万大洋，他东奔西跑，一个月最多筹到六千。 漳州城里，曾志看见一批战士围着一家大鞋店没收东西，那是南洋华侨巨商陈嘉庚开的，店里没把派的款交出来。聂荣臻写的是另一个版本：派了款，陈嘉庚的店开始不交，部队只取走相当于款数的罐头、胶鞋，“仍令其继续营业”。他说全国解放后见到陈嘉庚，陈说起这件事，“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认为红军当年在漳州是讲‘信用’的。”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764—765页；又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7—458页；《筹款须知》：刘统《红军是如何筹款的》，《同舟共进》2015年第3期（《文摘报》2015年3月21日第5版摘登），“筹款技术”一节全文据网络转录本（“夸父追月”博客，2011年3月26日；维基文库《筹款须知》），转录本所标“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与文中所记中央红军事迹不合，未采用；毛泽东、朱德1931年初指示、杨成武回忆（注出《杨成武回忆录》，转引）及“划不清政策界限”语，据《飞机与电影 红军将士难忘的“漳州记忆”》，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5年1月2日；《中共湘赣省委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1933年3月），《湘赣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646页，转引自任伟《“打土豪”：红军早期粮食的获取及其困境》，《二十一世纪》2016年2月号，第63页；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4—135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47页；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88—289页（湘赣苏区收支账引赵可师《赣西收复区各县考察记》（四），《江西教育旬刊》第10卷第8期，1934年；中央苏区经费推算据杨岳彬谈话，《匪情实录》）；张震筹款任务，据刘统2015年文。
曝光 128 · 评论 0 · 点赞 3 · 书签 3 · 曝光/时 110.76200856431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