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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defapodcast · 2026-10-16 20:00
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贵州仁怀县的国营茅台酒厂用掉粮食二千二百六十万斤，酿出二千零七十九吨酒。同一时间，仁怀县不到三十万人，非正常死亡大约二万五千。这个数是人口学者曹树基按县志的人口数据推算的。 民国时，这里遇上灾年是要禁酒的。一九三七年，贵州省政府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天灾粮食困难时禁止用粮食煮酒、熬糖。做过仁怀县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写过，当地一遇旱涝，政府就下令全县禁止煮酒熬糖，连已经下了窖的酒料也不准再烤，有时一禁一年。 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问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茅台酒现在怎样。据周林后来的回忆，毛笑着说：“你搞它一万吨，要保证质量。”这一年，茅台产量从二百八十三吨跳到六百二十七吨。 一九五九年四月，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开。贵州粮食厅的王民三汇报要压缩酿酒用粮，粮食部副部长余杰马上插话：“茅台酒用粮可不能压呀！”王民三在日记里写，他自己一家六口，四个浮肿。 这一年，周林对茅台酒厂说： “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 周林在庐山开会期间往贵州打电话，八月四日仁怀县传达贯彻：要各县把垮了的公共食堂恢复起来，瞒产的要批评，私分粮食的要处理。十月，仁怀县给农民发公开信，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十二月一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十一个农民一个多月没吃到粮食，水肿不消，死了。从十二月下旬到第二年二月十四日，不到两个月，全县死亡三千七百一十八人，有二百一十七人死在路上。 仁怀干部杨代绪后来和母亲一起，回忆仁怀北部大坝的一个生产队：三十九户，一百九十多口人，死了二十六个，壮年十二个，老人八个，孩子六个。他写那时的食堂：“下锅的粮食却越来越少。从干饭到稀饭，由稀饭到清粥。但还不准对上说在饿饭，更不能说饿死人的话。” 一九六〇年，茅台的原料告急。二月二十日，贵州省人民委员会给各地区发了一份加急密电。二〇〇八年，《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在茅台酒厂档案馆见到了这张发黄的草纸： “为支持茅酒生产，确保出口任务完成，根据元月底各地高粱库存，确定调安顺5（单位万斤，下同），毕节25，铜仁16，黔东南5，贵阳市5，给仁怀茅酒厂。由于急需，希接电话后立即安排，组织发运。” 这一年的调粮，《仁怀县志》另有一笔总账：省粮食厅从遵义、毕节、铜仁、黔东南、贵阳等十几个地方调来一百一十七万斤，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七十万斤。那年茅台产酒九百一十二吨，这个纪录十几年没被打破。 调粮的理由是“出口任务”。三年的二千零七十九吨酒，出口一百三十九点八六吨，不到百分之七，其余一千九百多吨是国内喝掉的。一九六〇年的九百一十二吨，据文史学者洪振快查的厂志和公司志，合格率只有百分之十二，次品后来换了别的名字低价处理。 一九六〇年底，县里给酒厂安排了半年的原料三百六十万斤；给农民安排的，是稻草、谷壳、苞谷秆、红薯藤磨成的“代食品”，说是能“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一九六一年一月，头二十七天全县死亡一千九百六十五人。四月，“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五月，死亡又上升两成。那年农民的口粮是每人每天八两出头，按十六两一斤的老秤，半斤左右。 一九六一年底，仁怀的粮库里还存着二千三百一十万斤。县志的粮油保管统计，前两年年末是四千二百九十三万斤和二千七百零五万斤；最少的一九六一年，也比后来二十多年里任何一年都多。这些粮归国家管，县里开仓要上级批准。那几年批下来的调令，是往酒厂送粮。 茅台的高粱也不全是仁怀出的。《茅台酒厂志》自己写着，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要用粮四五千吨，“当地每年最多只能解决500吨，绝大多数要靠外县、外省调进”。洪振快说，贵州和四川都是那几年饥荒和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省份，调粮的地方“无一不是情况严重”。 一九八九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编写人员进京请周林写序。七十八岁的周林问他们：“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文章接着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帅好《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第50—53页（引《仁怀县志》第49—51、552—555、564—565页，《中国共产党仁怀县大事记》第148—185页，《茅台酒厂志》第63、70、138页，《贵州省志·粮食志》第55页，周梦生《茅台酒厂今昔见闻》，《仁怀文史资料》第六辑，《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周林纪念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李杨《饥荒年代的茅台酒“大跃进”》，《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12月3日转载（引1960年2月20日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关于调高粱支持茅酒厂生产的问题》、周林1989年《茅台酒厂志》序）；洪振快《1960年茅台酒产量争议》（引《茅台酒厂志》、《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志》、王民三日记）；杨代绪回忆，原载《仁怀文史资料》第22辑，转引自帅好《以酒为天：中国大饥荒中的茅台酒纪事》；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109—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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