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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defapodcast · 2026-10-16 22:00

鞋掌里的钻石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八日，莫斯科。共产国际成立不到半年，总务主任克林格尔给俄共中央的斯塔索娃写了一张便条，要皮子： “我们需要皮子做鞋掌，我们要把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藏进鞋掌里。这件事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完全可靠的人。” 共产国际往各国送钱，靠的是这种办法：信使带着钻石珠宝出境，到了地方再变卖。中国共产党就是用这样的钱建起来的。一九二三年，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说：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 到一九二八年第二季度，莫斯科每月拨给中共一万二千八百多美元，是日本共产党的十二倍多。 往中国的这条线，归伊尔库茨克的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管。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东方民族处给共产国际写报告，说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信使，懂汉语的霍赫洛夫金，“携带了可变卖的贵重物品、书籍和给上海分部的详细指示”。报告诉苦说，中央至今没给过一个美元，“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拿到东方去出售，并答应给10万美元。但出售钻石要花很长时间，而答应给的钱至今未兑现。” 这些贵重物品是哪里来的，报告没写。俄国学者萨兰采夫研究二十年代苏俄的金银外汇，列出的来源里，有没收教会和“寄生阶级”的珍宝；用途里，有共产国际的秘密外汇基金。送到上海的钻石，大概就是从俄国的教堂和有钱人家没收来的。 也有现金。一九二〇年十月，东方民族处给在上海帮陈独秀筹建党的维经斯基发电报，最后一句问：您是否已经收到优林带去的两万美元？这份电报二〇〇一年在俄国刊出，俄文写的是“двадцать тысяч”，两万；同年国内《百年潮》登的中译本，印成了“两千美元”。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大在上海开。湖北代表包惠僧晚年说：“当时我们来上海，每个代表发了一百元路费，回去时又每人给五十元。” 陈独秀起初不肯这样干。据张国焘回忆，一大以后，他给劳动组合书记部拟了计划和预算，交给马林，给工作人员定了薪水。陈独秀冲他发火： “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 张国焘顶回去：“我们自己没有钱，今天筹到了，明天又如何？”“怎见得一个党员向党拿了少数的生活费用，就成为雇佣了？” 一九二一年十月四日，法租界巡捕在渔阳里二号陈家把陈独秀抓走。马林出面营救，包惠僧说他“花了许多钱请律师（律师名巴和，是法国人或英国人）、买铺保”。据《陈独秀年谱》，陈独秀在捕房里嘱咐同案的人，一切推在他身上，今后要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张国焘写，陈独秀出狱第二天，就以书记身份召集中央会议。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通过了，“大体都是接纳我的原提议”，只改了一个名目：“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再称薪给或工资，统称之为生活费”，每月二十五元以下。 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交账：“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十块钱里，九块四是莫斯科给的。同一天，他给维经斯基写信：“我们希望明年(1923)中国共产党能□自行筹款，但本年内尚望国际有所接济。” 马林的档案里留着这之后的收条。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到一九二三年五月，张国焘、蔡和森、陈独秀先后签收四百美元、一千墨西哥元、二千九百四十港币，还有两张各三千中国元的收条。 到了一九二三年，“明年”，陈独秀在三大报告里说经费“几乎完全”来自共产国际，这一年得到约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花在这次大会上。同一份报告接着说：“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 三大开完，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全党四百二十人，“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因此，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他接着写： “党是个早产儿（1920年诞生，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 ——克林格尔致斯塔索娃信（1919年8月18日），«Коминтерн и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8, документ №25, с. 153（档号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84, д.31, л.2），中文据俄文自译；《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8号文件，第54、56页；В.Н. Саранцев, «Золотовалютные ресурс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сточник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расходование (1920-е гг.)», «Власть», 2018, №3, с. 106—113（据作者摘要）；勃隆施泰恩、阿勃拉姆松致维经斯基电（不早于1920年10月23日）：К. Шевелев, «К 80-летию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1, №4, с. 128，中译本见石克强整理、李玉贞译《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57页；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1978年）、《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年），《“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77、390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59、165—166页；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5页；《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及陈独秀致吴廷康信（1922年6月30日）、《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的报告（1923年6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03—304、477、486页；马林档案收条，据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上）》，《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年6月总第27期；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4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册，第395页，转引自黄道炫《张力与限界》，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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