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熟人伦理走向公共规则 一个人对家人很好，却能毫无负担地伤害陌生人。这种矛盾，靠一句人品差解释不完。 传统熟人社会对行为的约束，很大程度上来自长期关系。今天… · @lzy1082285 · Tw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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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熟人伦理走向公共规则 一个人对家人很好，却能毫无负担地伤害陌生人。这种矛盾，靠一句人品差解释不完。 传统熟人社会对行为的约束，很大程度上来自长期关系。今天骗人，明天还要面对同一个村庄、宗族和行业。名声有实际价值，失信也有持续成本。这套秩序包含父权、等级和对个人的束缚，不能因为它能约束行为，就把它美化成值得恢复的黄金时代。 现代化打散了许多旧关系。人口流动加快，家庭缩小，单位和地域的约束减弱，个人获得更多自由。可熟人监督退场后，法律信用、职业伦理、行业自治和公共组织承担的功能，并不一定及时接上。 于是，我们可能已经生活在陌生人组成的社会里，判断义务时却仍以亲疏远近为界。对亲人讲感情，对关系讲义气，对陌生人只算利害。痛恨别人走后门，轮到自己，又觉得有关系不用才是傻。 这段转变还叠加了另一条历史线索。强调集体与牺牲的伦理，曾提供超越私人得失的意义，也可能把道德判断变成立场判断，忽略具体伤害。后来，财富增长释放活力，收入、住房和职位又逐渐成为衡量人的重要标准。 我的理解是，问题出在旧约束松动之后，权利意识、契约精神和公共责任没有充分填补空缺。成功成了最醒目的评价标准，对陌生人的义务却仍然薄弱。城市、市场和互联网扩大了交往范围，道德关切未必同步扩大。 现代公共伦理要求我们承认：即使互不相识，甚至彼此厌恶，对方仍拥有同等权利。程序也必须约束掌权者，多数人的偏好不能自动取消少数人的权利。 衡量公共规则是否可靠，就看一个没有熟人、没有关系的人，能不能同样得到公正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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