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留美的农业经济学博士董时进从上海给毛泽东寄去一封长信，请他立即下令停止土改。信里算了两笔账：分地对勤劳攒地的人不公平，会伤了生产；分下去的… · @wangdefapodcast · Tw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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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留美的农业经济学博士董时进从上海给毛泽东寄去一封长信，请他立即下令停止土改。信里算了两笔账：分地对勤劳攒地的人不公平，会伤了生产；分下去的地，过几年还要收回去。两笔账，后来都应验了。 信里写了几个他亲眼见到的人。 一个五十多岁的三轮车夫，贫农出身，三十年里用血汗钱陆续买进一百二十多亩地。地分给了当地的“游惰分子”，他自己分到的不满十亩，不愿在乡下种田，进城踏了三轮车。他对董时进诉苦：我们一年到头顶着风雨日头在地里干活，那些人在茶馆酒馆里进进出出，把家吃穷了，倒说是被我们剥削了，要来分我们的地。 董家一位老奶妈，帮佣二十多年，工钱一点点寄回家，零零星星买了二十多亩地，想回去养老。地大半分给了别人。 一家亲戚，三兄弟分家时各得七八十亩。老大种地兼做小买卖，省吃俭用，又添了五六十亩；老二赌钱抽鸦片，早把地卖光了；老三卖地进城做生意，发了财。照土改的办法，老大的地要分出去，老二能分地进来，老三的家产都在城里，一点不受影响。董时进写：“最坏的老二占便宜了，笑了，最勤俭的老大吃亏了，哭了。” 他还提醒了两件事。 一件在眼前。人人知道地快要分了，谁还肯挖塘、修堤、上肥料？地上的桑树、油桐、果树，不如趁早砍了。四川好几个朋友不约而同写信问他，树是不是趁早砍了好。 一件在以后。共产党自己说过，分地之后还要搞集体化。那今天何必分？ “现在像割肉似的将土地从地主和富农身上割下来，已经使他们很疼了，割下来分给贫民之后，不久又要从他们和大家身上再割下来，那恐怕困难更多了。” 信寄出一两天，报上就登出毛泽东已到莫斯科。他在苏联待了两个月，信没有下文。 土改随后在全国铺开。土改还没搞完，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已经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又过了几年，合作化来了，农民分到手的地，连同自家原有的地、耕牛农具，一起交给了合作社。董时进说的第二刀，割在了刚分到地的贫民身上。 ——董时进致毛泽东信（1949年12月），刊《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第85—88页；寄信经过见同文所附董时进1951年在香港出版著作中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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