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对生命的敬畏，革命就沦为暴力；没有对权力的制衡，理想就变成专制；没有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所谓的社会进步也演变成文明的倒退。 在五四运动中，有两个人需要特… · @Finding8964 · Tw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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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生命的敬畏，革命就沦为暴力；没有对权力的制衡，理想就变成专制；没有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所谓的社会进步也演变成文明的倒退。 在五四运动中，有两个人需要特别提到，他们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喊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心里装的是法国式的个人自由与科学理性，我个人认为他当时对社会主义谈不上有系统认识。李大钊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要更早。十月革命之后，他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已经把俄国看成世界潮流的新方向。陈独秀是后来被拉过去的。 真正发生改变的，是一战的结束和巴黎和会。战争的惨烈让启蒙派原本奉为样板的西方文明失去了光环，梁启超游欧归来写下的《欧游心影录》，就是那种幻灭的写照。1919年的巴黎和会又把幻灭变成了愤怒：中国是战胜国，山东权益却转给了日本，威尔逊口中的民族自决，到头来成了一句空话。五四运动由此爆发。差不多同一时期，苏俄发表对华宣言，表示放弃沙俄在华特权。这份宣言后来的兑现情况与宣传并不相符，但在当时，它与西方列强的姿态形成了强烈反差，效果极大。 陈独秀的转变就发生在那个时候，1919年6月，他因散发传单被捕，出狱后明显左转；1920年在上海见到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当年便着手组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被推为中共第一任总书记。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学说，成了北方建党的核心人物。组织和经费来自共产国际，方案则是苏俄现成的一套。 五四运动把一代知识分子推到了对既有秩序彻底失望的位置，而在那个位置上，国际环境恰好递过来一个现成的答案，这并非必然。同一时期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与李大钊展开论战，说明启蒙阵营内部本来有另一条路。只是在救亡的压力下，那条路越走越窄。 路窄了，声音反而越来越激烈。五四原本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追求思想解放和民族振兴，可激进知识分子在反传统的路上越走越远，批判的对象不止儒家，宗教信仰也被当成社会进步的障碍。1922年前后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把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连在一起，早期共产党人在其中相当活跃。信仰在这里被明确地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了。 这种激进的反传统思潮，在后来的革命运动中不断被强化。尤其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取得统治地位之后，阶级斗争逐渐压倒人性，政治忠诚凌驾于个人良知，传统伦理、宗教信仰和社会道德不断受到冲击。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极端思潮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破四旧、毁文物、砸寺庙、批斗师长、迫害知识分子，甚至鼓励亲人之间相互揭发，使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和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遭受严重破坏。 一个社会如果只强调斗争而不尊重生命，只崇拜权力而不敬畏真理，只讲政治立场而不讲良知与道德，那么法律、信仰和伦理便很难成为约束权力与人性的力量。 为什么一场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激进思潮最终却与反自由、反多元的政治实践发生了联系？为什么追求人的解放，最后演变成对人的思想、信仰乃至生命的严酷控制？ 中国近现代史最沉痛的教训之一，就是一个民族不仅需要科学与民主，也需要信仰自由、道德良知、法治精神和对权力的制度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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