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秋天，贺龙和妻子薛明已经在北京西山一处平房院子里关了大半年，除了看守，什么人也见不到。年初送他上山时，周恩来答应过秋天来接他。天凉以后，他天天等。… · @wangdefapodcast · Tw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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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秋天，贺龙和妻子薛明已经在北京西山一处平房院子里关了大半年，除了看守，什么人也见不到。年初送他上山时，周恩来答应过秋天来接他。天凉以后，他天天等。树叶黄了，落光了，没有人来。他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休息室里，把一封告状信递给贺龙。信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写的，告的就是贺龙，林彪转上来的。贺龙看完，问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一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 “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 贺龙那年七十岁，元帅，军委副主席。毛泽东接着说，他对贺龙的评价还是过去那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三天以后，林彪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那一年，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军队得由林彪替他压住。头一年冬天，林彪先要拿掉总参谋长罗瑞卿，那是毛泽东自己的爱将，毛泽东照样撤了他。有林彪撑腰，接下来几位老帅都可以一并整肃。 告他的材料一份接一份送上去。有一份说，贺龙枕头底下压着一支进口小手枪；又有人说，这支枪藏在董必武的女儿那里，准备在怀仁堂开会时刺杀毛主席。董必武的女儿从箱子里把枪翻出来交上去，那是一九五七年贺龙拿给孩子们玩的，枪栓锈得拉不动，验枪的人笑着说，这支枪根本不能用。林彪还是把这些材料一起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年底造反派要揪斗他，他和妻子薛明躲进了周恩来的家。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周恩来找他正式谈话，转告林彪的话：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到处伸手，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你也有责任。贺龙几次站起来想说话，周恩来不让他说： “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说，他没想到把他看成这样的人。 第二天凌晨，贺龙和薛明被送上西山。他起身穿鞋，说要回去找他们算账，看见门外警卫走来走去，又坐了下来。 在山上，他对薛明说，湘鄂西肃反要他负多大责任，他想不通，那时审讯、杀人他都不知道。说起当年被杀的那些人，他说：“啊，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又说：“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那是三十多年前湘鄂西苏区自己人杀自己人。两年里杀了两万多红军、干部和百姓，红军从三万多人减到三千，领导层最后只剩四个党员活着，贺龙是其中唯一幸存的红军高级将领。主持杀人的是中央派来的夏曦，肃反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督促下搞起来的；事后，中央又说夏曦“肃反扩大化”，撤了他的职。 这是他自己的说法。研究者指出，他是分局委员，一次次举手支持夏曦。 那年夏天，一连四十五天，每天只给他们一小壶饮用水。下雨天，两个人把水盆、脸盆、水杯都摆到门前接雨水。有一回两人抬着一盆雨水上台阶，贺龙脚下一滑摔倒，扭了腰，十八天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医生不来。薛明找出一根用空的氧气筒导管，自己用嘴含着洗衣服的肥皂水给他灌肠，口腔黏膜大片烧坏，吃饭说话都受影响。 孩子们在哪里，两个人都不知道。周恩来派人上山问有什么事要办，贺龙只托了一件：请总理找找孩子。孩子找到了，小女儿躲在廖承志家，两个大的隐姓埋名在一条海船上干活。从那以后，这个一辈子没给孩子写过信的人，一封接一封地写，孩子们一封也没有收到。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叶群提出，贺龙当年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要立案审查。周恩来附和了。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批准立案。 所谓投敌，说的是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熊贡卿。贺龙把他枪毙了，又把经过报告了中央。专案组翻出了这份报告，压着不报，照样往上写贺龙投敌叛变。康生和叶群批准的专案工作设想里，要求专案组“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贺龙写的交代材料送上去，康生批：“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一九六八年三月，贺龙突然说不出话来，被送进医院，接诊的医生诬称他是“诈病”，病没好就让他出院了。六月，专案组接管了西山的住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被褥和枕头收走，两个人睡在光木板上，拿胳膊当枕头。过年过节，看守杀猪会餐，他们吃忆苦饭。 九月，第一批问题写在纸上递了进来：一九三三年熊贡卿到你那里叙旧，你是怎样表示乞降蒋介石的？贺龙把纸往桌上一摔： “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一连几天，他抽烟很多，话很少，有时翻开笔记本，用毛笔一遍一遍写“冤枉”两个字。六年前，贺龙主持审查彭德怀，用的是同一套办法，把彭德怀定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中国代理人、篡党篡军的头子。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对贺龙不保了。同一次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原来给贺龙看病的，是警卫部队营部的沈医生，常帮他买药，有时还给买点吃的。年底，总参谋长黄永胜把专案组的副组长找去，说听说贺龙那里还有不少药，“中央决定给他派个医生或护士，专门管他吃药问题，把他的药收管起来。”沈医生不见了。换来的人经过六次政审才挑中，叫“医生”，其实是神经科的男护士，不懂糖尿病，也不懂高血压。他一来，就把贺龙从家里带来的药全部收走。贺龙有糖尿病，每天三片最普通的降糖药，从此也没有保证了。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专案组给这个“医生”下了指示： “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向（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一天，送来的胶囊破了，药末漏出来，上面还有手印，薛明退了回去。过了几天，药里多了一片别的药，那人说是送错了。贺龙问他，把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他说：“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贺龙拿手杖往门口一指，叫他滚。人走了，贺龙对薛明说： “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 四月，九大开幕。贺龙让薛明给他弄了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常用药，挂在墙上，说随时准备出去，去见群众，跟他们讲毛主席对他的那三条评价。一天，他用手指着墙上毛泽东和林彪的像片说：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五月上旬，他接连摔倒了七次，看守日志上都记着。薛明一次次要求给他查血糖、尿糖，始终没有得到同意。 六月八日早上，贺龙连吐了三次，喘不上气，浑身没有力气。薛明去找那个“医生”，人出去了，中午才回来，下午三点打了一针止吐针，没有止住。有人送来一碗黄瓜汤，薛明端到他面前，贺龙说：“你看那汤。”薛明拿筷子一挑，里面全是老黄瓜皮。这是他最后一顿饭，没有吃成。 下午五点，血压往下掉，看守的人这才往上报。那天晚上，专案组几个人正在办公室打扑克，西山来电话，说贺龙病重。一个副组长说：“报告总理吧！”另一个人把牌一扔：“不用，我要个车先去看看。” 派来的医生到的时候，离早上发病已经十三个钟头。他们不验血糖、尿糖，先把他的尿样送到丰台的药品检验所，想坐实他是畏罪自杀。九日零点五分，已经确诊是糖尿病酸中毒，他们照样给他输高渗葡萄糖，不用胰岛素。贺龙看见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对薛明说： “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早上七点左右，三〇一医院回话可以送来。贺龙不肯去：“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他们说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 “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看看周围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没有一个人表态。她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贺龙躺上担架，她握住他那只瘦得皮包骨头的大手，他也紧紧握住了她。上救护车的时候，她跟在后面想一起上去，医生护士用膀子把她挤到一边，关上车门开走了。 医院这边，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事先交代过：专案组要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贺龙八点五十五分住院，十点二十五分才开始治疗。十一点半，主治医生提出请专家会诊，医院负责人不许请管糖尿病的代谢科专家，又把会诊推迟两个钟头；会诊时不让专家接触病人，也不告诉他们病人是谁。下午三点零四分，贺龙死了。从进医院算起，六个小时零九分钟。 薛明被叫到医院，有人对她说：“人已经死了。”又说：“在他死以前，他的反革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遗体躺在一张单人钢丝床上，脸上蒙着一块纱布，一头蓬乱的长发从纱布底下散出来。专案组的人问她遗体怎么处理，她只说了一句：“由组织决定吧。” 当天夜里，遗体被悄悄送到八宝山，用“王玉”这个名字火化，没有一个亲属在场。骨灰盒上写的也是王玉，秘密存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专案组每年六月九日派人去交保管费。 第二天，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把专案组的人召去，交代死亡报告怎么写：“要写得详细，某年某月治过病，（让人们）知道我们做过许多工作”，“专门有医生照顾到，人家一说，我们尽到了责任”。六月十一日的报告上说，贺龙“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而死”。 贺龙死后，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薛明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要把她送得远远的：“一不能让她死，二不能让她逃，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薛明被押到贵州一个山沟里，走路、吃饭、上厕所、睡觉都有人看着，每天去茶田里干重活。后来周恩来派人把她接回北京，她已经满头白发。 一九七一年，专案组写出审查报告，定贺龙是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又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一九七四年，中央发文给贺龙恢复名誉，文件上写他是病故。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八宝山为贺龙补办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抱病来了，一下车就喊薛明，握着她的手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他在遗像前一连鞠了七个躬。看过档案的人后来说，报给中央的审查报告正是经过周恩来的手，他亲自改过，写了大段批语；据知情人揭发，这些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贺龙的逮捕令，也是周恩来签的。 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为贺龙彻底平反，决定里写，贺龙是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示要为贺龙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一九六九年春天，贺龙指着墙上的像片说过，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一九七三年二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那时贺龙的骨灰还装在写着王玉的盒子里，已经存了三年零八个月。 ——《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初版，此据1997年第3次印刷本，第610—636页 ——张嵩山《一个中央专案组长的忏悔》，《炎黄春秋》1994年第9期，第22—34页（薛明1977年向中央所写材料，转引自此文） ——宋永毅《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联经出版公司，2021年，第四章《皇权和相权》（知情人对批语的揭发，转引自此书）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191页（审查报告经周恩来修改批示） ——张宁《尘劫》，香港明报出版公司，1997年，第330页（知情人对批语的揭发）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公开电子本页脚第340页（周恩来签署逮捕贺龙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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