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以色列大选 如果大家想在Polymarket投机以色列总理的预测市场，建议先读完这篇文章，因为以色列政治的复杂性远超你的想象。 首先，请大家抛弃三个常见… · @AntonLaVay · Tw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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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以色列大选 如果大家想在Polymarket投机以色列总理的预测市场，建议先读完这篇文章，因为以色列政治的复杂性远超你的想象。 首先，请大家抛弃三个常见的思维定势： 1. 大选获得最多票数的政党，其领袖不一定能担任总理。 2. 以色列议会Knesset一共120个席位，组阁不一定需要61席组成多数政府。 3. 实际投票结果的意外，可能剧烈地改变组阁预期。 先讲一个2019年的故事。 2019年4月9日，以色列举行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领导的Likud获得35席，与Benny Gantz领导的Blue and White并列第一。 更重要的是，当时支持内塔尼亚胡的潜在右翼及宗教政党联盟合计拥有65席，超过了议会61席的多数门槛。 内塔尼亚胡宣布胜利，并获得总统授权组阁。 然后，他失败了。 让整个执政联盟破产的，是一个只有5席的小党Yisrael Beiteinu，以及一个至今仍然困扰以色列政治的问题：哈雷迪犹太教徒的兵役豁免。 记住这个问题，这是以色列组阁难题的核心矛盾。 哈雷迪是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群体，他们希望极端正统派的宗教学生能够立法豁免兵役。 以此为代表的是Shas党，一个赛法迪极端正统派政党和联合妥拉犹太教党，他们二者目前一共有18个席位。 双方互不妥协，即使这两个哈雷迪政党和Liberman都是右派，没有用，矛盾无法妥协。 Lieberman拒绝带着自己的5个席位加入政府，内塔尼亚胡原本65席的潜在联盟瞬间只剩60席。 最终，2019年5月，内塔尼亚胡组阁失败。议会随即宣布解散，重新举行大选。 到了2019年9月第二次大选，情况更加戏剧化。 这一次，Gantz领导的Blue and White赢得33席，超过内塔尼亚胡的Likud所获得的32席。 但总统仍然首先授权内塔尼亚胡组阁。 内塔尼亚胡再次失败。随后Gantz获得组阁授权，同样未能成功。于是，以色列不得不在2020年3月举行一年内的第三次大选。 直到2020年5月17日，内塔尼亚胡与Gantz终于达成联合政府协议，新政府才正式成立。从2019年4月第一次选举，到2020年5月政府成立，整整404天。 然后不到半年，这个政府再次垮台。 2019年的教训非常清楚：即使一个政治阵营拥有65席的潜在多数，只要联盟中的某个关键政党拒绝合作，这65席依然无法转化为政府。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导致组阁失败的哈雷迪兵役争议，也是2026年以色列大选的核心矛盾之一。 接下来，再讲2021年Bennett的故事。 2021年3月，以色列再次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的Likud获得30席，成为第一大党。Lapid领导的Yesh Atid获得17席，而Naftali Bennett领导的Yamina只有7席。 你们猜，最后是谁成为了总理？ 没错，是Bennett。 在内塔尼亚胡组阁失败之后，Lapid获得组阁授权。 为了建立新的联合政府，Lapid与Bennett达成了一项特殊协议：由Bennett首先担任总理，Lapid担任候任总理，双方约定在2023年轮替。 这个协议促成了一个横跨右翼、中间派、左翼，甚至包含阿拉伯伊斯兰主义政党Ra’am的八党联盟。 2021年6月13日，新政府在议会举行信任投票。 最终结果：60票赞成，59票反对，1票弃权。 新政府以一票之差获得议会信任，Bennett正式宣誓就任总理。 这里也顺便解释了开头第二点。 以色列的新政府获得信任，并没有法律上的绝对61票赞成要求。只要赞成票超过反对票，少数政府也可以成立。 当然，能够获得信任，不代表政府能够长期维持稳定。Bennett的政府在2022年就因为联盟内部分裂而提前瓦解。 但是，如果2021年存在一个与今天规则相同的Polymarket合约，Bennett正式宣誓就任总理的那一刻，就已经满足了结算条件。 内塔尼亚胡有30席，Lapid有17席，Bennett只有7席。内塔尼亚胡获得第一次组阁授权，Lapid最终完成组阁，但最后当上总理的却是Bennett。 这就是以色列的议会政治。 现在，让我们回到2026年。 距离10月27日的大选只剩下几天。 目前Gadi Eisenkot领导的Yashar在多项民调中领先，但我认为，有必要认真审视其背后的组阁约束。 首先，还是哈雷迪兵役问题。 Gadi已经明确表示，未来将推动更加普遍的军事、国家或民事服务义务，只愿意为极少数特殊人才保留豁免。 他的态度十分坚决，甚至表示不会为了保住政府而放弃兵役改革。 但Shas领导人Deri在10月14日明确表示，如果新政府不通过保障宗教学校学生兵役豁免的法律，就不会得到Shas的支持。 UTJ也提出了类似要求。 2019年，兵役问题让内塔尼亚胡失去了组阁机会。到了2026年，同样的问题又成为Gadi寻求宗教政党支持时的一道障碍。 而Gadi还有另一个难题：阿拉伯政党。 以色列约20%的人口是阿拉伯公民。他们拥有投票权，也拥有自己的议会政党，但长期以来，独立阿拉伯政党很少能够参与主流执政联盟。 2021年Ra’am加入Bennett政府，才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然而，截至目前，Gadi明确排除了与阿拉伯政党共同组阁的可能。 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局面。 按照10月23日Maariv公布的民调： 反内塔尼亚胡的主要犹太政党拥有54席，内塔尼亚胡阵营48席，阿拉伯政党14席，另有4席属于尚未明确归属的Hendel阵营。 即便将这4席全部加入反内塔尼亚胡阵营，也只有58席。 倘若想利用阿拉伯政党弃权的方式，让一个58席的少数政府获得议会信任，法律上并不存在绝对障碍。 但政治上还有Lieberman。 他在10月15日明确表示，不会支持任何少数政府。 所以，在当前的公开政治立场下，Gadi必须同时面对哈雷迪兵役问题、阿拉伯政党合作问题，以及潜在联盟伙伴之间的相互否决。 这些障碍并不意味着他必然组阁失败。 政治谈判可以改变各方立场，其他政党也可能提供外部支持，甚至存在跨阵营联合政府的可能。 但是，在分析Gadi能否当上总理时，仅仅看到Yashar领先Likud，或者反对派总席位多于内塔尼亚胡阵营，显然远远不够。 更复杂的地方还在后面。 以色列实行全国比例代表制，政党必须获得至少3.25%的有效选票，才能进入议会。 这意味着，一个小党获得3.2%的选票，将一席未得；获得3.3%的选票，却可能突然取得约4席。 而在一个经常围绕61席进行组阁谈判的国家，几个席位足以改变整个政治格局。 如果某个小党意外跨过门槛，或者某个原本被认为稳稳进入议会的政党意外落选，所有其他政党的席位分配都会相应变化。 原本不可或缺的联盟伙伴，可能突然失去影响力；原本无法组成多数政府的阵营，也可能获得足够席位。 更重要的是，即使反对派整体席位没有变化，Gadi与Bennett之间的席位分配发生明显变化，也可能重塑总理职位及轮替协议的谈判。 2019年，Lieberman用5席阻止了内塔尼亚胡组阁。 2021年，Bennett用7席获得了总理职位。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小党的政治影响力与其拥有的席位数量，并不总是成正比。 因此，10月27日的选举结果，只是新一轮政治博弈的开始。 最后，我们还必须回到Polymarket本身。 这份合约的胜利条件，并非某位候选人赢得最多选票，也不是某个阵营取得最多席位，甚至不是某个人获得总统的组阁授权。 根据合约规则，候选人必须在选举结束后，正式被任命并宣誓就任总理。 看守总理不算。 而且，如果直到2027年12月31日美东时间23:59，仍然没有符合条件的新总理宣誓就职，市场将结算为Other。 这意味着，出现2019年那样持续数月的政治僵局，完全属于合约需要考虑的情形。 选举结束了，交易却未必结束。 如果你买入一个候选人的YES合约，实际上承担了多个独立环节的风险： 他所在的政党能否获得足够席位；总统是否授权其组阁；他能否协调其他政党的政治诉求；联盟能否通过议会信任投票；他最终能否正式宣誓就职。 除此之外，还存在政治谈判持续时间与资金占用的问题。 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想告诉大家Gadi、Bennett或者内塔尼亚胡谁最终会赢。 我也不认为预测市场没有机会。 恰恰相反，复杂的政治交易、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与认知差异，都可能产生错误定价。 但发现错误定价，需要建立在对政治制度、历史和现实约束的理解之上。 2019年，65席的潜在多数没能组成政府。2021年，只有7席的Bennett却成功当上了总理。 如果连这两件事为什么发生都解释不清，那么面对2026年的以色列大选，我们又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够准确判断谁最终可以完成组阁？ 在Polymarket上，一个复杂政治事件被浓缩为一个名字、一条价格曲线和一个看似精确的概率。 但价格的精确，从来不代表判断的准确。 看得懂赔率，不等于看得懂赔率背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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