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威权政府不一定不重视百姓，民主政府也不一定重视百姓。我赞成，民主国家会出现腐败、贫困、财团政治和政府失职，威权国家也可能推动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 · @XuCaihouatdc0 · TwKit

@XuCaihouatdc0

说威权政府不一定不重视百姓，民主政府也不一定重视百姓。我赞成，民主国家会出现腐败、贫困、财团政治和政府失职，威权国家也可能推动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改善。可这根本不是我讨论的问题。我讨论的从来不是民主政府会不会犯错，而是政府犯错以后，百姓有什么办法阻止它继续犯错。你举新加坡和菲律宾的例子，试图证明政治自由并不一定带来更好的生活。但这只能说明民主选举不是经济繁荣的充分条件，不能证明政治自由毫无意义。印度存在种姓、贫困、官僚主义和基础设施问题，难道就能说明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是必要的吗？菲律宾有腐败问题，难道就能证明中国人不需要政治自由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你说中国人拥有政治参与的自由，因为可以申请入党、考公务员、一步一步晋升。 这恰好暴露了你对政治自由的误解。申请加入执政党，是进入现有政治组织的机会。考公务员，是参加国家行政体系的人才选拔。这些都不等于人民拥有自由竞争政治权力的权利。政治参与不仅仅是“我能不能进入政府工作”，还包括“我能不能不同意政府”“能不能组织反对党”“能不能独立监督政府”“能不能要求最高领导人下台”。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加入执政党的道路，却没有通过其他政党和平竞争执政权的道路，那就不能把这两者说成完全一样的政治参与自由。你还说中国官员必须经过几十年的基层历练，所以比民主国家由选民推选出来的领导人更加专业。问题是，公务员的专业能力和政治领导人的民主授权，本来就是两回事。医生、工程师、法官、外交官和行政官僚当然需要专业知识。但政治领导人的职责不仅是管理行政系统，还包括决定国家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如何分配公共资源，以及如何对人民负责。一个人非常擅长管理国家机器，不等于他就有权永久控制国家机器。而且，你所谓“中国资本不能干涉政治”，连中国自己的政治现实都解释不了。企业家可以担任人大代表，国有企业受到党组织领导，政府同时掌握审批、监管和重要资源分配权。资本与政治之间并不是不存在关系，而是有不同的互动方式。再说你认为民主制度短视、威权制度可以规划长期发展的问题。一个国家可以有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的长期发展规划，但这不意味着制定规划的人不能受到监督。 长期政策也会犯错。如果政府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人民有什么办法改变它？如果某个领导人坚持自己的路线，哪怕基层已经发现问题，他仍然可以继续执行，那么所谓长期规划就有可能变成长期犯错。而且一个政府能够长期执行政策，是一种能力；但这个政策是否正确，是另一个问题。如2019年12月底，武汉已经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李文亮医生在同学群提醒他人注意，2020年1月3日却被公安机关训诫。后来疫情暴发，李文亮感染并去世。国家监委调查组最终认定警方训诫不当，武汉警方撤销训诫书并向家属道歉。 如果当时社会拥有更充分的新闻自由，如果医生能够公开讨论异常病例，而不必担心被当成传播谣言的人，事情是否可能得到更及时的关注？我不是说新闻自由就能阻止病毒传播。民主国家同样在疫情中犯过严重错误，美国和欧洲不少政府的应对也值得批评。 但新闻自由至少能够让不同专家、记者和普通人公开提出质疑，使政府不那么容易垄断有关危机的全部信息。而且，李文亮事件最值得反思的地方，不只是一个警察训诫了一个医生。更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在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出现时，对公共信息的管理，会与医生的预警行为发生冲突？为什么社会需要等到问题已经严重，才能正式承认早期处理存在错误？你不是说中国政府很重视专业性吗？那为什么专业人员的预警会受到这种对待？我们再看看2022年的疫情。上海封控期间，一些慢性病患者和急症患者面临就医困难，部分居民难以正常获得食品和医疗资源。有人需要透析，有人需要癌症治疗，有人只是想给家里的老人买药。这些问题不是境外势力制造出来的，是封控期间真实发生的社会问题。我并不否认疫情初期严格防控在降低传播和争取医疗准备时间方面发挥过作用。但政策的收益会随着病毒变化、疫苗接种、医疗能力和社会成本而变化。任何公共卫生政策都需要不断评估。问题是，当一项政策被上升到政治正确的高度以后，baix还有多少空间去公开讨论它的成本？一个老百姓如果认为当地封控措施不合理，能不能公开组织居民讨论？记者能不能持续调查？医学专家能不能公开提出与主流政策不同的意见，而不必先考虑政治后果？到了2022年11月，国内一些城市出现了反对过度防疫限制的抗议。随后，12月7日发布的新十条明显调整了核酸检测、隔离和封控措施。我不会简单地说政策转向完全是抗议造成的。病毒变异、防疫成本、医疗条件及社会压力都可能影响决策。这说明了政府的重大政策不是天然正确的，而且确实可能需要根据现实作出重大调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让人民更早、更充分地参与讨论？ 为什么非要等到社会承受了如此大的压力之后，才集中纠正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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