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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红史观了解一下：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wenge-197904.htm 红卫兵运动中一个被遗忘的人和事——予红与广东第一个马列主义小组 作者：左拾遗 （本文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18期，1979年4月。录入者prolefire） 《马列主义小组宣言》。《宣言》的提纲是： 　　一、如何评价十七年。 　　二、如何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 　　三、关于重新建党的学说。 　　四、革命的三个阶段。 　　五、非空想的社会蓝图。 　　导言指出：无论就其构成而言，还是按其所作所为而说，中共都不能算作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它的三千万党员里，工人党员不到二百万，其主体是农民、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大杂烩。唯其如此，中共自然带着浓厚的封建性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从一个生产力极端落后的社会脱胎出来的中共，一开始就实行了封建式的一党专政，形成一个镇压民主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官僚集中制的顶峰就是M（指毛泽东），M像皇帝一样掌握着最后判决权。党和社会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层层钳制，党内没有民主，人民更没有民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则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中共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经济方面特出的表现是搞乌托邦式的公社和大跃进，导致中国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这样一个党还标榜自己是搞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列主义的莫大嘲弄。为了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和建设科学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政治大革命，推翻这个封建法西斯党。 　　《宣言》第一章把文革前的十七年分为两个阶段：1957年前这个阶段是中共走较为现实路线的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较相适应；1957年后，M（指毛泽东）深深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M热（指毛泽东思想）变成政治上的法西斯加经济上的乌托邦。对M热的盲目的宗教式崇拜，导致中共从它的顶峰跌下来，开始走下坡路，中共权力结构的分裂和斗争开始明显化，基本上可分为三个司令部——毛林江集团、刘少奇集团、周邓集团。生产力开始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由于M热冲击一切，搞个人崇拜和唯心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共的理论也开始疲软，以至矛盾百出。社会危机也日趋严重，人心向背发生了很大变化，无数新生的叛逆者涌现出来，正如M在一首词里所说的一样：“惟有宝黛入神州。” 　　《宣言》第二章指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解放后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在短期内就被扼杀了，生产关系不断地急速地向“左”升级，严重地窒息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大破坏了（不仅是阻碍）生产力。 十七年来，阶级关系发生了严重变化，中共已基本上蜕变为一个官僚特权阶级政党，同广大人民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封建法西斯的政治使人民的权力下降到零，空想社会主义的病态生产力使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化，人民迫切要求财产权力的再分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客观原因和主观条件。但由于主客观条件还不大成熟，而且由于在秦火沸扬、法西斯之网密如凝脂的暴力专制社会中，由底层触发一场大革命受到极大的束缚，所以大革命忽然由上层的权力角斗中诱发出来，穿上派性斗争的外衣。文化大革命是毛林江集团与刘少奇集团矛盾斗争尖锐化所引爆的。文革有这样的特点：由于M在党内是少数派，他为了重新回到第一线和树立他的绝对权威，便纠集了中共内部一批权力地位较低的少壮派，作为依靠力量。这些少壮派的斗争积极性在于打倒元老派，取而代之，获得更大的财产和权力。M为了加强他在党争中的能量，不得不利用党外群众，利用群众对现存制度和官僚特权阶级的不满和潜在的革命意识，实行极左的煽动。文革初期，M派在党争中的胜利完全是借助了群众的力量。可是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政治思想的逐步成熟，群众很快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现存制度和整个国家机器。《宣言》指出，社会大革命的对象是官僚特权阶级，革命的动力是深受压迫剥削和奴役的广大人民，农民虽然有遗传性的保守一面，但由于统治者把经济危机最大限度地转移到农民身上，使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最为惨重，所以觉悟迅速提高，向无产阶级转化。同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同农民一样饱尝苦难，更有革命理论和革命的主动精神与积极性，是一支革命的先锋力量。社会大革命的任务是推倒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特权阶级，砸烂全部腐朽的国家机器，把一切财产和权力握在人民手里，建立起崭新的社会秩序。 　　《宣言》第三章指出：必须认清文革两个不同的重心和两条不同的轨迹：一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个意义上的文革应该全面否定。二是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社会大革命，这个意义上的文革是天然合理的。现在的情势相当复杂，两者交互错综在一起，人民只有排除上层无论哪一派利用“运动群众”来达到其争权夺利目的之企图，革命才能向前发展。然而，没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党和革命理论，就不能引导人民大革命顺利发展。因此，重新建立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列主义政党是具有极大的迫切性的。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受压迫最深而又具有革命理性认识的先锋分子组成的马列主义小组，就是新的革命党的雏形，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将受到千锤百炼和严格训练，在政治、组织、理论和策略上将逐渐成熟而登上政治舞台。 　　《宣言》第四章指出：负有人民使命的文化大革命，由于主观条件不够成熟，（很多投身这个革命的人还停留在“罢官运动”和“整人运动”的阶段，还未自觉到把官僚当作整个阶级来推翻，没有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某些人，而在于整个不合理的制度。同时，在群众中还未产生自己的革命党，也没有完整的革命理论作指导）而且客观条件也不够成熟（官僚特权阶级的力量还相当强大，革命者没有坚强的组织和武装力量），因此，这次文革还不能积聚足够的力量去摧毁全部国家机器和整个旧体制，它只能给予现存体制和特权阶级以沉重打击，使其元气大伤，统治者为了在现存体制下生存下去，不得不对人民作出一定的让步。但引起革命的社会基本矛盾还没有解决，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应该进一步削弱官僚特权阶级的力量，打倒毛林江集团。当阶级力量的对比完全有利于革命的时候，革命就进入第三阶段，彻底推翻官僚特权阶级，完成建立新社会的历史任务。 　　《宣言》第五章指出，现在的纲领是要把中国的生产关系更完善的恢复到新民主主义的方式，反对建立乌托邦式的公社，人民在新秩序下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宣言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较适合现时中国的国情；将来的纲领，是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政治上的民主自由，都是资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更是世界上现存的所谓“社会主义”不可及的。 　　越秀山会议通过了这个纲领性文件，还决定由阿漆起草一份“讨林江檄文”，秘密油印散发。 　　五月初，马列主义小组在广州北郊石井公社小坪村的一个石室里，秘密召开第二次会议。小坪村是广东第一个农民造反派组织“石井地区红农友”的大本营，也是广东农运的中心，“石井红农友”的头头黄家俊、黄波、黎兴帮是广东著名的农运领袖，是“广东省革联”常委，也是广州地区最激进的红司派人物。 　　第二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及部署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予红指出，目前是革命退潮和涨潮的蜂腰时期，三月黑风以来的沉闷局面只是暂时的，毛林江已准备向文革反对派回击，这虽然触及军队当权派，一种特殊的军阀割据形式将要产生，并会导致内战的爆发。为了配合这种形势发展，在组织方面必须进一步完善，以秘密小组为核心，建立两重外围组织，第一层是把广州旗派最激进的成分联合起来，先定名为“钢红联”，第二层是搞一个全省性的大规模的群众组织，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先定名为“粤海风暴”。 　　在宣传方面，要在“彻底砸烂公检法”、“打倒军内走资派”上大造文章，在群众组织内部用口头宣传：“彻底砸烂国家机器，武装夺取政权”。 　　在政治行动上，如果形势允许，对官僚机器施行一次大手术，要发动群众，砸烂公检法，夺取军队的武器，建立自己的武装，甚至可以利用特权阶级本身的矛盾，实行革命武装割据，建立几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有可能就夺取政权，失败了就退入山区打游击，也不至束手待毙。 　　会议进行了分工，予红负责搞武装斗争，阿漆负责工人运动，黄家俊负责农民运动，谢一凡负责学生运动，李诺贤负责支青运动，陈星导负责经济事务和筹款工作。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月底，广东第一个马列主义小组派予红、郑昌雄、陈星导到湖南秘密串联，同长沙一中“夺军权”组织的头头杨曦光所建立的马列主义小组进行了会谈。 但彼此政见和路线发生了分歧，广东小组认为在中国当前特殊的社会条件下，革命应分三个阶段进行，反对提出“打倒周恩来”和“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口号。 湖南小组坚持他们在《我们的领袖》和《中国向何处去》的观点，认为广东小组有改良主义倾向。但他们对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必须彻底打烂现存的国家机器才能改造中国的看法是一致的。 他们也一致认为，“一月革命“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因而革命还是处于低级阶段，在一月诞生的新政权，由于没有革命武装，很快就被扼杀了。他们深感革命武力的极端重要性。 ———————————————— 予红按照马列主义小组的既定方针，联合广州的红旗派，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枪运动，光是石井海军仓就先后抢了三次。予红还参加了建立造反派武装组织——“红警司”的工作。 “红警司”不但阵容强大，还有大量的长短枪，甚至拥有火炮和装甲车。广州，在一个短时期内处于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很多工业、商业、交通、财政和市管的大权从官僚阶级手中转移到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上，甚至郊区很多地区如石井、沙河、新窖、鹤洞、黄埔等地的农业大权也被农民造反派控制了。人民的财产和权力又从零开始急剧增长。 但予红清醒地估计到，这一点革命武装是成不了气候的，他除了继续组织抢枪外，还发动工人占领工厂制造枪支弹药。他又在铁路造反派的掩护和帮助下，进行了多次大宗的武器偷运，用广州地区过剩的五四子弹交换湖南的自动步枪和五四手枪。他还同前广州市委书记、作家吴有恒回革命老区恩平一带（即“山乡风云”的实际地点），组织老游击队员和农民成立革命武装。这里也是老区，很多谢的部下、老游击队员、两广纵队的人都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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