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中国朋友，西班牙朋友： 首先，我认为你们都说对了一部分事实。但我想提醒两位，你们所讨论的，可能并不是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而是同一种人类政治文明，… · @Tylerspace2026 · TwKit

@Tylerspace2026

我亲爱的中国朋友，西班牙朋友： 首先，我认为你们都说对了一部分事实。但我想提醒两位，你们所讨论的，可能并不是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而是同一种人类政治文明，在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两种困境。 我甚至愿意把它们称为两种不同的处境：一种是前现代的野蛮，一种是后现代的堕落。 欧洲人并不是天生就懂得自由、权利和民主。你们的祖先同样经历过君主专制、宗教迫害、思想审查和残酷的政治镇压。1215年，英格兰贵族迫使约翰王接受《大宪章》，开始以成文原则限制王权。此后数百年，欧洲又经历了宗教战争、王权与议会的冲突、革命和流血。直到近现代，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 这条道路，中国人并非没有探索过。 从晚清立宪，到辛亥革命，再到民国时期的宪政实践，中国人也曾试图回答同样的问题：国家权力从哪里来？人民拥有哪些不可剥夺的权利？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什么限制？ 遗憾的是，这些探索始终未能在中国大陆形成一种稳定而有效的制度传统。我们推翻过皇帝，却没有真正解决如何约束最高权力的问题。革命往往换来另一位更残暴的君主，我们一次次更换统治者，却始终没有完成从统治者的恩赐到公民固有权利的转变。 这才是我与那位中国朋友真正的分歧。 你认为每个人的思想都受到环境塑造，这当然是事实。但你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在一个允许思想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可以塑造人，人也可以公开质疑和改变环境；而在一个由权力垄断公共叙事的社会，环境塑造往往意味着系统性的宣传、审查，以及对不同意见的排除。 这两种情形，怎么能仅仅用文化差异来解释？ 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早已发展出一整套维持统治的技术。现代政治又为它提供了更加专业的宣传机构、历史叙事和信息控制手段。统治者不仅决定人民应该服从什么，还试图决定人民应该相信什么。当这种叙事被反复灌输，许多人便会真诚地把权力的需要理解为国家的需要，把自己的沉默理解为社会的团结。 我并不怀疑你的真诚。但一个人真诚地相信某种观念，并不能证明这种观念是正确的。 你还把中国领导人与西班牙国王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凝聚国家共识的象征。但这里存在一个根本区别：西班牙国王并不掌握中国最高领导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一个象征性的世袭国家元首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与人民能否公开批评实际掌握国家权力的领导人，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现代政治文明之所以强调言论自由，恰恰不是因为批评不会造成社会冲突，而是因为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付出了足够惨痛的代价，才逐渐认识到：不能为了消除冲突，就把决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的权力，全部交给统治者。 现在，我想对西班牙朋友说几句话。 你们今天的问题，在我看来恰恰是另一种危险。你们的祖先经历了漫长的战争、革命和制度探索，已经知道为什么必须限制权力，也知道言论自由和个人权利来之不易。然而，当代欧洲的政治生活却越来越容易陷入身份对立、意识形态冲突、政治标签与相互指责之中。人们拥有自由，却未必懂得如何善用自由；拥有约束权力的制度，却可能逐渐遗忘这些制度建立时所付出的代价。 我愿意把这种现象称为后现代的堕落。 而中国的问题有所不同。我们不是曾经充分拥有这些制度又逐渐失去它们，而是长期以来，就没有真正完成对最高权力的制度性约束。我们仍然在探索那些欧洲人曾经以数百年的时间、无数的战争和流血试图解决的问题。 因此，我并不认为中国人的问题是堕落。严格地说，在政治权利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还没有抵达一个足以让自己堕落的高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对自由的追求。恰恰相反，从晚清以来，无数中国人为此付出过生命、自由与尊严。今天我们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与世界各地的人公开讨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这种漫长探索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告诉两位朋友，我们并不是两种彼此无法理解的文明，也不需要用文化差异替各自的问题寻找借口。 你们的问题，是已经知道自由的价值，却可能正在遗忘它。 我们的问题，是仍然没有完成将自由从一种愿望变成一种可靠权利的历史任务。 你们需要警惕的是文明的倒退，而我们仍在为文明的前进寻找道路。 这或许就是我们真正的区别。

曝光 412 · 评论 4 · 点赞 12 · 书签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