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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月，彭真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提出：公开点名批判一个人，要慎重，有些还须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这不是一份脱离政治斗争框架的学术自由宣言。它接受阶级斗争的前提，只是要求批判仍有程序、有领导，也要摆事实、讲道理。 三个月后，《五一六通知》撤销了这份《二月提纲》，解散五人小组。此前要求谨慎、要求批准的那些规定，反而被列为压制运动的证据。 彭真由主持批判的人，变成被批判的人。程序也随之失去了保护作用：当要求遵守规则本身被认定为政治错误，任何人都很难再凭规则为自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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