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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说关注社群、民族叙事时,往往过分强调抽象的道德,将具体的利益联结贬义到不利于集体叙事的位置上,导致长治久安的共同体在湖面莲蓬上建成,这根本不可能。 其… · @Aletheic_Self · TwKit

@Aletheic_Self

当有人说关注社群、民族叙事时,往往过分强调抽象的道德,将具体的利益联结贬义到不利于集体叙事的位置上,导致长治久安的共同体在湖面莲蓬上建成,这根本不可能。 其实根本没必要回避利益,我和他者的关系始终是先验的存在性内部规定,共同体内部的成员的生存境遇与我的生存境遇互相嵌合,我的人生故事作为他人的人生故事当中的一部分得以传叙,社群成员相互共在的关联性社会条件配置、融合及传递,导致他者今日所遭遇的困境,则具有成为我明天可能面对同样困境的可能性。当一个成员意识到自身不作为局外人,他的生存利益与共同生存条件的空间与他所观察到的共在他者之间存有关联,因此主动干预共同条件,这没有什么问题,也超越了空洞的道德。 关心他人并不必然是利他主义、空洞道德说教,而可能也是算计性的明智地对于共同生存环境的强势介入宣示、及对自身未来处境的关切所驱动。那种张口举红旗、圣人云、查照训诂、理想主义者实则不学无术的分子,应该没有理由否定这一点:关注他人处境的本质是关注自己处境。 这个问题本身是讨论个人与集体利益顺位矛盾关系,并试着提供一个调和空间。 罗尔斯要求差别原则的制度公平正义,边沁密尔要求集体最大化幸福即正义,自私一点的看法是应首先审查冲突核心是否涉及双方赖以维持基本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共同性条件为是否应当介入的判准条件,即便牺牲一定的行动明晰性,而依赖于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里的情境化的甄别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或者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写的情景智慧。这个模糊性问题的本质则是人类穷举极限的苦难,而不是理论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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