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战后80周年之际》 石破茂｜2025年10月10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个人见解 原文：戦後80年に寄せて （开篇） 自上次大战结束以来，已经过去了80年… · @zizhuj22740 · Tw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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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战后80周年之际》 石破茂｜2025年10月10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个人见解 原文：戦後80年に寄せて （开篇） 自上次大战结束以来，已经过去了80年。 在这80年间，我国始终作为一个和平国家不断前行，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竭尽全力。今天日本所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包括战争阵亡者在内的无数人宝贵生命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历史之上的。 今年3月，我访问了硫磺岛；4月，前往菲律宾卡利拉亚瞻仰菲律宾战殁者纪念碑；6月，出席冲绳全战殁者追悼仪式，并参观姬百合和平纪念资料馆；8月，出席广岛、长崎原子弹死难者慰灵仪式，以及终战纪念日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通过这些经历，我再次郑重承诺，要将对上一次大战的反省与教训深深铭记于心。 此前，在战后50周年、60周年和70周年这些重要节点，日本历届内阁总理大臣都曾发表过相关谈话。对于历届内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立场，我也予以继承。 然而，在过去三次谈话中，对于日本为什么没能避免那场战争这一问题，都没有进行太多讨论。 即使是在战后70周年谈话中，虽然提到了日本曾经「试图通过使用武力来解决外交和经济上的僵局，而国内政治制度未能成为阻止这一行为的屏障」，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详细的论述。 为什么当时的国内政治制度没能发挥制止战争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已经进入总体战时代。根据战前由内阁设立的「总体战研究所」，以及陆军省设立的所谓「秋丸机关」等机构所作出的预测，日本战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许多有识之士也都认识到了继续进行战争的困难。 政府和军部的高层明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什么却始终无法作出避免战争的决定，反而一意孤行地走向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最终导致国内外无数无辜生命的牺牲？ 当时，前首相米内光政曾经指出：「希望注意不要为了避免逐渐陷入困境，反而最终落入更加彻底的困境。」 既然已经有人提出这样的警告，为什么日本仍然无法对国家的整体路线作出重大调整？ 值此战后80周年之际，我希望与全体国民共同思考这些问题。 （大日本帝国宪法存在的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当时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 战前日本并没有建立起一套能够适当整合政治与军事的机制。 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之下，指挥军队的权力，即统帅权，被视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权力。在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中，政治，也就是文官，始终应当处于优先地位的「文官统制」原则，在制度层面并不存在。 内阁总理大臣的权限也十分有限。在帝国宪法之下，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在内的各位国务大臣，在法律地位上彼此平等。虽然内阁总理大臣被视为内阁首长，但制度上并没有赋予他统率内阁的指挥和命令权。 尽管如此，直到日俄战争前后，元老们仍然发挥着整合外交、军事和财政的作用。这些曾经以武士身份从事军事活动的元老，既了解军事，也能够对军事力量加以控制。 借用丸山真男的话来说，「元老、重臣等超越宪法的存在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在统一国家意志方面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元老们逐渐离世，这种非正式机制也日渐衰落。此后，在大正民主运动的背景下，政党开始尝试整合政治与军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日本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并成为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 正如币原外交所体现的那样，日本政府在1920年代采取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帝国主义式的对外扩张。 当时，日本国内舆论对军队持批评态度，政党主张大规模裁军。军人们在社会上感到抬不起头来，而这种不满与反弹，被认为是昭和时期军部势力崛起的背景因素之一。 过去，统帅权通常仅限于与作战指挥有关的军令事务；至于涉及预算和组织体制建设的军政事务，则被解释为内阁成员、即国务大臣所应当辅佐和负责的事项。 我认为，尽管当时制度上存在文官统制缺失的问题，但元老、继而是政党，通过实际运作，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制度缺陷。 （政府的问题）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统帅权的含义逐渐遭到扩大解释。军部开始利用「统帅权独立」这一原则，将其作为排除政府及议会对军队整体政策和预算进行介入与控制的手段。 在政党内阁时代，各政党为了争夺政权，彼此之间展开了揭露丑闻的攻讦战，政党逐渐失去了国民的信任。 1930年，反对党立宪政友会为了动摇立宪民政党内阁，与海军内部的一部分势力联手，围绕《伦敦海军军缩条约》的批准问题，指责政府侵犯统帅权，并对政府展开猛烈攻击。 最终，政府勉强使《伦敦海军军缩条约》获得批准。 然而，到了1935年，围绕宪法学者、贵族院议员美浓部达吉提出的「天皇机关说」，又发生了新的政治风波。 立宪政友会将这一学说作为攻击政府的材料，对其进行猛烈批判，军部也被卷入其中，使之演变成一场政治问题。 当时的冈田启介内阁试图在政治上与这一问题保持距离，认为学术理论问题「除此之外别无办法，只能交由学者处理」。 但是，最终政府还是屈服于军部的要求，两次发表《国体明征声明》，否定了此前一直被视为通说的天皇机关说，美浓部达吉的著作也遭到了禁售。 就这样，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军部的控制。 （议会的问题） 本来应当承担监督和控制军队职责的议会，也逐渐丧失了自身的职能。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众议院议员斋藤隆夫遭到除名一事。 1940年2月2日，斋藤隆夫议员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批评战争不断陷入泥潭，并严厉追问政府发动战争的目的。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反军演说」。 陆军对此强烈反弹，认为他的演说侮辱了陆军，并要求斋藤议员辞职。许多议员对此表示赞同。 最终，众议院以296票赞成、7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决定将斋藤议员除名。 这是当时极少数试图真正履行议员职责的案例之一。然而，直到今天，当时的议事录仍有三分之二的内容处于被删除的状态。 在议会履行军队监督职能时，预算审议是极其重要的一环。然而，当时的议会根本谈不上对军队发挥了应有的监督作用。 1937年以后，日本设立了临时军费特别会计。到了1942年至1945年，几乎所有军事费用都被列入这一特别会计之中。 在审议这一特别会计时，预算书没有列出具体的支出明细。众议院和贵族院基本上都以秘密会议的形式进行审议，而且审议时间极其短暂，完全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预算审议。 即使在战局不断恶化、财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陆军和海军仍然为了各自组织的利益与面子，在争夺预算的过程中激烈对立。 此外，我们还必须牢记，从大正后期到昭和初期的15年间，包括3名在任首相在内的众多政治家，遭到了国家主义者和青年军官等人的暗杀。 这些遭到暗杀的政治家，无一不是重视国际合作、试图通过政治手段控制军队的人物。 毫无疑问，包括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在内的这些事件，极大地破坏了当时的政治环境，使议会和政府官员等文官阶层无法再自由地讨论军队的政策与预算，也无法自由采取行动。 （媒体的问题） 另一个绝不能轻视的问题，就是媒体的问题。 在1920年代，日本媒体对日本的对外扩张持批评态度。当时还是记者的石桥湛山，就曾经积极主张日本应该放弃殖民地。 然而，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开始，日本媒体的舆论倾向转变为积极支持战争。 原因在于，战争报道能够「卖得出去」，各家报纸的发行量因此大幅增加。 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大萧条，欧美经济遭受重创。欧美国家以保护国内经济为由采取高关税政策，导致日本出口遭受了沉重打击。 以严重经济萧条为背景，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德国的纳粹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相继崛起。 在主要国家之中，苏联似乎成为唯一一个仍在发展的国家。 与此同时，思想界也开始出现这样的论调：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英美的时代已经结束。 这种思想氛围逐渐形成了一个能够接受极权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土壤。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东军的一部分势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仅仅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就占领了面积达到日本本土数倍的土地。 报纸对此进行了大肆报道，许多国民因此受到迷惑，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 在日本外交问题上，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尖锐的批评声音。 吉野作造批评了军部在九一八事变中的行动；清泽洌则严厉批评松冈洋右退出国际联盟的决定。 然而，从1937年秋季前后开始，随着言论管制不断加强，对政府政策的批评逐渐遭到压制。 最终，只有积极支持战争的舆论，才能够被传递给国民。 （情报收集与分析的问题） 当时，日本政府以及整个国家，是否真正正确地认识了国际形势，这一点也有必要重新审视。 例如，当日本正在与德国就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进行谈判时，1939年8月，德国与苏联却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当时的平沼骐一郎内阁因此以「欧洲天地出现了复杂而离奇的新局势」为由，宣布总辞职。 这里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日本是否充分收集了国际形势和军事形势方面的情报？是否正确分析了所获得的信息？是否在政府内部进行了适当的信息共享？ （对今天的教训） 战后的日本，在制度层面已经建立起了文官统制体系。 《日本国宪法》规定，内阁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必须是文官。此外，根据《自卫队法》，自卫队置于内阁总理大臣的指挥之下。 《日本国宪法》明确规定，内阁总理大臣是内阁的首长，内阁对国会负有连带责任，从制度上确保了内阁的统一性。 此外，日本还设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加强了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的综合协调。政府在情报收集与分析方面的体制也得到了改善。这些制度仍然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进一步完善。 吸取过去政治与军事缺乏适当整合机制、军部以统帅权独立为名自行其是的惨痛教训，日本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制度性措施。 但是，这些终究只是制度。如果不能得到恰当的运用，制度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 政治方面必须具备充分的能力与见识，能够有效运用自卫队。 我们必须正确理解现行文官统制制度，并为恰当地运用这一制度而不断努力。 作为政治家，必须拥有不屈服于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不随波逐流的政治操守与责任感。 自卫队则应当以专业组织的身份，积极向政治方面说明并提出意见，包括日本周边的国际军事形势、军事装备以及部队的运用等问题。 政治有责任克服各组织之间的条块分割，将它们整合起来。 绝不能让各个组织各自为政、彼此对立，以至于忘记日本的国家利益。 我们必须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当年陆军与海军各自将本组织的利益和逻辑置于首位，彼此对立；即使在各自组织内部，军令与军政之间也缺乏协调。最终，国家无法形成统一的意志，整个国家就这样一步步被引向战争。 政治必须始终考虑全体国民的利益与福祉，并努力从长远角度作出理性的判断。 当责任归属不明确、局势陷入僵局时，即使成功的可能性很低、风险极高，人们也往往容易接受那些听起来勇猛、大胆的解决方案。 当年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就曾经把发动战争比作进行手术。他说： 「虽然确实有相当大的担忧，但要治愈这场严重的疾病，除此之外，只能下定重大决心，排除国家的危难。」 「政府认为，不战就会亡国；然而，开战也可能导致亡国。但是，如果不战而亡国，那么就连灵魂也会失去，那才是真正的亡国。」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也曾经向近卫文麿首相施压，称： 「做人，有时候也必须闭上眼睛，从清水舞台上一跃而下。」 正是由于这种重视精神和情绪、而不是冷静理性判断的倾向，日本才走错了国家前进的方向。 我们绝不能重蹈这样的历史覆辙。 当政府作出错误判断时，议会与媒体应当发挥制止和纠偏的作用。 国会应当通过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切实履行适当监督政府活动的职责。 政治绝不能迎合一时的民意，不能为了讨好选民而推出迎合人气的政策，更不能为了政党私利和个人自保而损害国家利益。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拥有使命感的新闻业，以及一个健全的言论空间。 在上一次大战中，媒体煽动了社会舆论，最终将国民引向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 媒体绝不能陷入过度商业主义，绝不能容许狭隘的民族主义、歧视和排外主义。 包括安倍前首相付出宝贵生命的那起事件在内，以暴力践踏政治、以歧视性言论威胁自由言论的行为，都是绝不能容忍的。 这一切的根基，都在于一种向历史学习的态度。 直面过去的勇气与诚实，虚心倾听他人主张的宽容，以及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健全而坚韧的民主主义，比什么都重要。 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指出的那样，民主主义绝不是一种完美的政治形态。 民主主义需要付出成本、需要时间，有时也会犯下错误。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当始终对历史保持谦逊，并将历史教训深深铭记于心。 在自卫与威慑方面，拥有一支具备实际战斗能力的组织，是极其重要的。 我不能站在否定威慑理论的立场上。在当前的安全保障环境下，这是实施负责任的安全保障政策时必须面对的现实。 与此同时，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无可匹敌力量的军事组织，超越民主控制而擅自行动，那么民主主义就可能在一瞬间崩溃。 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文官政治家作出错误判断，进而将国家推向战争的可能性。 无论怎样强调文官统制以及建立适当军政关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都不为过。 政府、议会、军事组织以及媒体，都必须始终对此保持清醒认识。 斋藤隆夫议员在其反军演说中曾经指出： 世界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战争并不是正义战胜邪恶，而是强者征服弱者。 他主张，绝不能无视这一事实，躲藏在「圣战」这一美名背后，进而犯下危害国家百年大计的错误。他强调，制定政策必须以现实主义为基础。 然而，他最终因此被众议院除名。 第二年，在众议院防空法委员会上，陆军省又声称，空袭发生时，如果市民选择避难，就意味着他们丧失了继续战争的意志，因此否定了市民避难的合理性。 这两件事虽然都已经是遥远的历史，但它们充分揭示了放弃议会职责、精神主义横行，以及轻视人的生命与人权究竟有多么可怕。 不正面面对历史，就不可能开辟光明的未来。 尤其是在日本正处于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之际，我们更应当重新认识向历史学习的重要性。 如今，拥有战争记忆的人们正在逐年减少，人们也越来越担忧战争记忆逐渐淡化。 正因为如此，包括年轻一代在内的每一位国民，都应当主动思考上一次大战以及和平应当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并将这些思考运用到未来之中。 我相信，唯有如此，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其根基才能得到进一步巩固。 我将与全体国民一道，以从上一次大战中汲取的各种教训为基础，尽我所能，努力避免那样的惨剧再次发生。 令和7年（2025年）10月10日 内阁总理大臣　石破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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