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早已跨過某個無法挽回的臨界點。 如今的分裂已經不再只是政治上的分歧，而是演變成結構性、地域性，甚至人類學層面的分裂。 現在的法國，已經不是一個國家內部… · @yeshuaformosa · Tw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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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早已跨過某個無法挽回的臨界點。 如今的分裂已經不再只是政治上的分歧，而是演變成結構性、地域性，甚至人類學層面的分裂。 現在的法國，已經不是一個國家內部的人民針對不同政策相互爭論，而是出現了兩個「法國」。這兩個法國甚至不再共享最基本的共識：什麼是秩序？什麼是法律？什麼是國家？哪些事情可以協商？ 其中一個法國，在真實社會中仍然占多數，包括中型城市、都市外圍地區、鄉村，以及相當大一部分的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 另一個法國，則集中在部分都市中心、媒體、大學，以及那些國家公權力已經不再具有獨占地位的社區。 從全國層面來看，左派與極左派即使加在一起，仍然是少數。但在某些地區，他們已經不再是少數。 正是這種全國與地方之間的脫節，使得當前局勢與過去截然不同。 有人拿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來類比今天的情況，但兩者根本不能相提並論。 1968年，法國仍然是一個完整的政治共同體。 當時的學生、工人與知識分子，仍然使用相同的歷史語言，認同相同的國家框架，並且向國家提出具體訴求：薪資、勞動條件、大學改革，以及權力分配。 即使是最激進的人，也仍然希望從既有體制中爭取某些東西。 街頭路障、罷工與暴力衝突，仍然發生在同一個社會與政治體系內部。 國家可以談判、讓步、鎮壓，然後重新將各方納入體制。 法國在走出危機之後，仍然保有共同的國家認同與基本框架。 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 如今，具體的改革訴求已經消失。 問題不再是如何改革現有體制，而是要用另一套體制取而代之。 在某些地區，一些團體已經沒有任何事情需要向國家要求，因為他們早已建立自己的網絡、經濟體系、行為規範與勢力範圍。 如今的衝突，不再是同一個社會內部如何分配財富或權利。 真正的爭奪已經變成：誰有權制定規則？誰控制公共空間？誰決定哪些行為可以被容忍？ 暴力不再只是為了迫使政府讓步而採取的施壓手段。有時候，暴力本身就是一種宣示存在的方式，或是對國家抵抗能力的試探。 我們即將進入連續第三個以「提出訴求」為名的週末。 如今，法國之所以還能維持運作，是因為部署了規模非比尋常的警力。 這已經不是一般的公共秩序維護工作。 而是一場持續不斷的警力動員，目的是防止社會分裂進一步演變成國家失去對部分地區的控制權。 上個週末結束後，一個警察工會就曾表示：如果沒有警察部隊，某些城市早就淪陷了。 這項判斷不是個人意見，而是根據實際執勤經驗得出的結論。 如今，社會秩序不再依靠廣泛存在於多數人民之間的默契與認同來維持，而是依靠大量警力的部署與嚇阻。 只要警察撤離，留下的權力真空就會立刻被其他勢力填補。 而且在過去幾個月裡，同樣是這些執法部隊，卻放任了一些十年或十五年前根本無法想像的場面發生。 這顯示，為了避免衝突立即升級，當局已經提高了對違法與失序行為的容忍門檻。 然而，這種容忍門檻的提高，本身又進一步擴大了社會認為可以接受的行為範圍。 每一次不採取執法行動，都會形成一個先例。 而每一個先例，都會削弱法律在其他地方的公信力。 因此，今天的法國與1968年相比，存在三個根本性的差異。 第一，共同的社會框架已經消失。 如今已經沒有一套各方共同理解的語言，能夠將暴力衝突轉化成可以協商的政治訴求。 第二，部分參與衝突的勢力，已經沒有興趣與國家談判。 因為他們早已在地方上建立了自己的替代體系。 第三，國家的應對措施不再是暫時性的，而是逐漸變成結構性的常態。 一個國家可以承受一次1968年五月風暴那樣的危機。 但一個國家不可能永遠只靠警察的人數來維持運作。 那個決定性的轉折點，並不在我們前方，而是早已被我們跨越。 如今剩下的，只是設法處理這場社會分裂所造成的後果。 而這種管理的成本正變得越來越高，維持局勢的能力也越來越脆弱。 這是一場無法再用1968年的歷史經驗來理解的社會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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