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夏天，莫斯科。贺子珍跟不会说俄语的同伴一起，听每周一次的读报。读报员念到一篇毛泽东访问记，作者是苏联电影导演卡门。文章里写到，毛和“他的夫人”踏着… · @wangdefapodcast · Tw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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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夏天，莫斯科。贺子珍跟不会说俄语的同伴一起，听每周一次的读报。读报员念到一篇毛泽东访问记，作者是苏联电影导演卡门。文章里写到，毛和“他的夫人”踏着月光，在窑洞外给客人送行。 贺子珍才是毛泽东的妻子，她离开延安快两年了。那以后几天，同屋的人看见她整夜翻来覆去。不久她收到毛泽东一封短信，开头是几句大道理：“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结尾一句是：“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十年的婚姻到这里结束。她十八岁在井冈山跟了他，走过长征。长征路上敌机把她炸得只剩一口气，弹片留在头上和背上。 她是怎么到的苏联，大陆的传记和回忆录这样讲：她性子急，自己非走不可，毛泽东还一路捎口信叫她回来。实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常去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的窑洞，和她的年轻女翻译吴莉莉谈诗。一天晚上贺子珍冲进去大骂，毛泽东扇了她嘴巴。她抄起东西打毛泽东，打那两个女人，史沫特莱一拳打肿了她的右眼。 中央决定把这件事压下去，让贺子珍、史沫特莱、吴莉莉都离开延安，出面说服贺子珍服从。那几年延安高层另娶的不止他一个，组织常这样出面给原配做工作，要她们为革命让路。对她的说法是，去苏联把身上的弹片取出来。她怀着孕走了，一岁的女儿留在延安。她刚走，从上海来的女演员江青就到了毛泽东身边。 到了莫斯科，她在严冬里生下一个男孩，孩子活了六个月，得肺炎死了。她常坐在埋孩子的土堆前的长凳上，低声喊他的名字。 她后来为什么回不来？延安高层多数不赞成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当时的党内总负责人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写信劝他，他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政治局最后同意了，条件之一是他和贺子珍的夫妻关系解除以前，江青不能用毛夫人的名义出面。贺子珍是从井冈山一路跟过来的人，大家同情她，她一回到延安，这桩婚事就没法收场。毛泽东不希望她回国。和她同去的人学完回国的时候，延安特地发来电报，命令把她留在苏联。大陆出的一本传记写到这里，只有一句：“由于特殊原因，贺子珍被留在莫斯科”。 一九四一年初，女儿娇娇被送到苏联，这年四岁。五十多年后，娇娇（后来改名李敏）还对朋友讲那天的情形。妈妈高兴得故意一遍一遍问她：“你是谁呀？来干什么呀？”“我是娇娇，来找妈妈。”“你给妈妈带来什么礼物啦？”“我给妈妈带来了娇娇。” 那年六月德国打进苏联，她们被转到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收的是各国革命者的孩子。贺子珍不懂俄语，在院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每天只领四百克面包。杨开慧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也在这个院里，叫她贺妈妈。她让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到她屋里来，她和娇娇平时省下黑面包，星期五买土豆，星期六煮上一锅，等他们来吃。 她几次写信给共产国际要一份工作，只求有饭吃。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了，她还不知道。新来的院长玛尕洛夫训斥她：“你待在这里不想干活儿，难道还要我们养活你们这些懒虫！”人一点点垮下去，火气常撒在娇娇身上，院子里的孩子常听见娇娇挨打的哭声。 后来娇娇进了院里的孩子班，得了肺炎。战时缺医少药，孩子呼吸微弱，浑身抽搐，医生认为她已经没了，要送太平间。贺子珍赶来，一把抢过女儿抱着不放，医生怎么说也不撒手，硬是把孩子带走了。她卖掉身边仅有的衣物，换来奶粉和冰糖，又用土豆换来半杯牛奶，撬开孩子的嘴，一点一点往里灌。娇娇活了过来。 孩子刚能下地，院方就要她马上回孩子班。贺子珍说什么也不放，两边吵了起来。院里的人说她是疯子，要把她关进精神病院。和她同住过一屋的蹇先任说，她是“由于不懂话，意思表达不出来发急，竟被误认为是精神失常”；在儿童院工作过的韩铁声则说她确实得了病。院长强行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她被从屋里拖出来塞进汽车，撕心裂肺地嚎叫。七岁的娇娇吓得跑出去，躲进了树林。 精神病院里，她被剃了光头，逼着吃治精神病的药。她越反抗，药给得越多。吃下去手脚没有力气，人也昏昏沉沉。为了少吃药，她只好装作驯服，对医生承认自己确实有病。护士发药要亲眼看着病人吞下去，再叫病人张开嘴检查。她学会了把药压到舌头底下，或者含在腮帮边上，喝口开水装作咽了，等护士走开再吐出来。即便这样，她还是被逼着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剂量药。 和她前后去苏联的还有李维汉的夫人金维映、博古的夫人刘群先。这两人也进了精神病院，后来再没有下落。 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等人到苏联养病，了解到她被关在精神病院，向国内作了报告。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又多次申请。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她才被放出来，交给他们照看。娇娇被带去见她，后来回忆：“进到房间，我见到一个中年妇人。我差点吓昏过去！这不是妈妈吗？苍白、瘦弱、衰老！即使是笑容也很孱弱，而且两眼无神。” 两个月后，她们坐火车回国。她去苏联是为了取弹片，十年过去，弹片一块也没有取出来。 回国后她先住在东北。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进了北京，不让她去，她一个人在外地住了很多年。她写信要见他，秘书叶子龙把信递上去。叶子龙回忆，他“沉默良久，把信交给我，没有说一句话”。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他“怕和她见面吵架”。 他们只再见过一面。一九五九年七月，他到庐山开会，她住在山下的南昌。井冈山时的老战友曾志去看她，见她不到五十岁已经像个老妇，天热只能拿凉水泼地，提起他一口一个“毛主席”，说话有条有理。曾志回山告诉他，她精神很正常，过去的事记得清清楚楚。他沉思片刻，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的夫妻嘛！”又交代“乘江青还没上山之前”把她接来。 派去接她的是江西省委书记的妻子水静，交代不要说是来见他，怕她“过于激动因而触发旧疾”。他知道她经不起这个：女儿告诉过他，一九五四年她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他讲话的声音，当场发病，很久才缓过来。水静对她说，南昌太热，省委请她上山休息几天。她一路说说笑笑。晚上九点，她被领进屋，看见他站在面前。 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她哭着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又提醒他：“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王明是当年和他争权的对手。他吃安眠药，她一把抢过去，说有毒，拿走了三瓶。分手时他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她一下楼，他就把水静叫上楼：“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她出去会乱跑的，碰到熟人，很不好。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又说：“她说她就不吃药，也不准我吃药。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把药拿过来。”水静当晚把药拿了回来。那一夜，贺子珍对水静从井冈山讲到苏联，讲了一整夜。 第二天她在房间里等着。来的是一个工作人员：“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她被送下了山，不停地问：“为什么要让我下山？主席说好同我再见面的……” 事后曾志问他，久别重逢感觉如何。他叹气摇头：“大失所望！看来她的精神还是不正常”。 他再也没有见过她。这次她发病比哪一次都重，连女儿都认不出来。在南昌，她蓬头垢面地跑到省委大门口，要问清楚是谁从中作梗，不让她和主席再见面。有一天下着大雨，她站在雨里，对着省委的大门，淋在身上也浑然不觉。守门的战士说她是疯子。 此后二十五年，她的病反复发作。一九六五年，曾志在上海又见到她，她对曾志直说，主席不该这样去对待彭德怀。曾志写道：“从这点看她不像有精神病。”一九八四年，她去世了。 ——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44、128、167—170、424—425页 王桂苡《伟人之女李敏的近情往事》，《炎黄春秋》1993年，第55—56页 耘山、周燕《革命与爱》，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371—379页 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联经，2015年，第373—374页 蹇先任回忆，《革命史资料》第15辑，第144—145页；韩铁声《旅苏廿四年》，《革命史资料》第16辑，第192—193页 《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5页 何方访谈刘英（1999年），《炎黄春秋》2016年第1期，第13页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第331—332页 《听杨尚奎夫人水静讲述毛泽东》，《文史资料选辑》第165辑，第203—204页；《毛泽东与贺子珍庐山见面记》，《世纪风采》，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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