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文革刚起的时候，老红军、原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求救。毛泽东在信上批了一句：“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邱会作后来说，… · @wangdefapodcast · Tw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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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文革刚起的时候，老红军、原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求救。毛泽东在信上批了一句：“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邱会作后来说，总后党委和他没有一个人要动傅连暲。到了六八年初，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突然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说北京卫戍区马上要去人带走傅连暲。卫戍区来人手里拿着一张周恩来亲笔写的字条：“把傅连暲交给来人。周恩来。”他们到了香山干休所，翻墙进院把傅连暲押走。几天后邱会作见到周恩来，当面问为什么要抓傅连暲，周恩来只回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仅仅过了十几天，七十四岁的傅连暲就死在了秦城监狱里。 很多人在文革后一直以为，周恩来是那场风暴里拼命替老干部和民主人士撑伞的人。这种印象并不是空穴来风，他确实开过一份著名的保护名单，但这张名单是怎么来的，档案里记得很清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夜里，红卫兵闯进八十五岁的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家中抄家。章士钊早年替毛泽东筹过两万银元，第二天便给毛泽东写信求救。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拿到毛泽东这句批语，周恩来心里有了底，当天就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把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傅作义、张治中等民主人士和高级干部列了进去，派部队守住宅院，或是安排住进三〇一医院。到了六七年一月，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毒打致死，国务院各部委眼看要瘫痪，周恩来又以召集生产会议的名义把一批管业务的部长接进中南海居住，并在接见财政部造反派时说：“财政大权只能监督不能夺”，“方毅、姚依林是党的好干部，是我下命令保护他们的”。 那么，周恩来到底保什么人、不保什么人？规矩其实是他自己亲口讲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在解释为什么保余秋里却不保薄一波时当场说：“我报告了主席，主席再次提出要保余秋里。我不是拿主席压你们，我保这个，保那个，那是党中央决定的，我不是个人行动，向你们说清楚。”三天后接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他又补了一句大实话：“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到了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小组会上，他再次向委员们交底：“主席指示我保的最多，余秋里、谷牧、部长们十多位。余秋里被抓后，我去报告主席，主席交代我保他。” 这几句话把底牌亮得一干二净：他只保毛泽东点头要留的人，或是维持政府财政运转暂时离不开的人。一旦毛泽东决意要动谁，哪怕昨天还在保护名单上，周恩来不仅立刻撤手，还会亲手主持抓捕和专案审查。 当时整肃高层干部的核心机构叫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设一办、二办、三办三个办公室，分别审查党政最高层、军队将领和部委民主人士。这个庞大专案机器的总负责人，正是周恩来。任中央专案二办副主任的吴法宪在回忆录里写道，所有的专案组都归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周恩来每隔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亲自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四五百名专案人员全部到齐，挨个汇报审讯和取证进展；会常常从晚上八九点开到第二天拂晓，累得不行才散。 在西花厅住过的贺龙，就是在这套程序里被周恩来亲手送走的。 文革初期造反派冲击贺龙住处时，周恩来曾让贺龙夫妇暂时搬进中南海西花厅躲避。但早在六六年秋天，毛泽东对贺龙起了疑心，让林彪和周恩来分别开小会吹风。邱会作和李作鹏被叫到叶剑英家里看贺龙材料时，叶剑英当场转达说：“总理刚才打电话来，特别强调要注意看投敌问题。”桌子上摆着的十几份材料里，有一封贺龙写给国民政府里旧交的信，正是周恩来提供的。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专门商定对贺龙实行隔离，由周恩来亲自去办。据周恩来事后亲口告诉吴法宪，他先让北京卫戍区在西郊山区找好房子，然后把贺龙叫到中南海，劈头先问了一句：“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周恩来当场让贺龙交出随身手枪，随即叫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押送到西郊山区看管起来。贺龙从此失去自由，后来在专案审查中被折磨致死，周恩来还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指斥“贺龙是中央点了名的坏人”，在中共九大上插话称贺龙是同刘少奇一样的“叛徒、内奸、异己分子”。可到了一九七五年六月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却和贺龙遗孀薛明痛哭拥抱，说“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连鞠了七个躬。 到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专案上，周恩来落笔比谁都重。 一九六七年三月造反派要揪斗刘少奇时，周恩来对财贸口代表撇清自己：“你们要揪刘少奇出来斗，当时也不是我一个人保，我对他有什么好感？你们要考虑我的地位嘛！”六八年九月，江青在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批示骂刘少奇是“五毒俱全”的阶级敌人。九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不仅起草了由他与陈伯达、康生、江青四人联合签名报送毛泽东和林彪的报告，还在材料上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他在信末向江青表态：“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江青读完大为满意，在旁边批了一行字：“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刘少奇在开封金库地下室惨死后，中共九大之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由周恩来主持，讨论中央专案组关于王光美是“美蒋战略潜伏特务”的报告。会议作出决定，将王光美判处死刑，呈报毛泽东审批；最后反倒是毛泽东批了一句“刀下留人”，说要留下活口做反面证据，王光美才捡回一条命。 为了守住那条“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子，周恩来连自己身边的至亲和旧部也照抓不误。 周恩来夫妇没有子女，一生只正式认过三个干女儿，前两个早逝，只剩下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跟他们时间最长、感情最深。一九六八年三月，周恩来不仅放弃保护自己的亲弟弟周恩寿，还亲笔在养女孙维世的逮捕证上签字认可，把他们送进监狱；孙维世在看守所被关押七个半月后惨死狱中，邓颖超后来对侄女周秉德叹息：“凡是做了我们干女儿的人，都是苦命的呀！……只有维世跟我们时间长、感情深，现在又死得这样惨！” 哪怕是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老部下，周恩来在写结论时也处处提防江青。后来，邱会作的儿子要和亡故煤炭部长张霖之的女儿结婚，请周恩来给张霖之做个内部结论。邱会作叫秘书起草的稿子里写了两条：一是张霖之“是被毒打致死的”，二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周恩来拿到稿子后做了修改，没有同意“被毒打致死”这五个字——邱会作回忆说，周恩来怕有人告状捅到江青那里引起事端，最后改写成一句“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而且这份内部结论只印了极少几份，“以防江青知道后闹事”。 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在一九七七年对英籍作家韩素音谈起刘少奇冤案时辩解说：“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然而在专案组里替周恩来办事、后来却被判刑的吴法宪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他在总结文革迫害老干部的责任归属时质问道：“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是‘违心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 ——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册）》，第594–595、887–889页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636–637、696–701、976–978页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第165–167、704–706、1043页 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砸烂旧世界》，第234、369、394、745–747页 蔡咏梅《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第88–92、258页 司马清扬、欧阳龙门《新发现的周恩来》，第二部分第五章〈“周恩来保人”的真相〉、第九章〈贺龙被整与周在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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