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网上仍有人晒出入党政审材料和外调函，要求填写父母在“八九年动乱”中的表现。这张决定一个人升学、入党、提干命运的政审表，和背后那只本人一辈子看不见的… · @wangdefapodcast · TwKit

@wangdefapodcast

直到今天，网上仍有人晒出入党政审材料和外调函，要求填写父母在“八九年动乱”中的表现。这张决定一个人升学、入党、提干命运的政审表，和背后那只本人一辈子看不见的牛皮纸档案袋，究竟是怎么来的？ 1972年3月，在四川省万源县草坝公社星火茶场当了七年农民的重庆知青卢晓蓉，被上调到当地的县革委文教办工作。 在档案从知青办转移到文教办的过程中，一位好心的领导冒着“违纪”的风险，让她“偷看”了对她保密的档案。 档案袋里除了有几页“政审”材料外，还有一张她1965年考大学时填写的报名表。卢晓蓉迫不及待地打开这张表，查看当年自己无权填写的另一部分内容：“成绩”栏里，各科分数大约都在九十分上下；“优缺点”栏里，写着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成绩优秀，尊敬老师，团结同学……”，末了连一个缺点都没有。 接着，她的视线再往下便移到了“此生是否录取”栏，仿佛一道电光在眼前一闪，一阵目眩之后，她才看清上面写的是：“此生不宜录取”！再一看，没错，是这几个字，上面还盖了一个母校的大红印。 那一瞬间，卢晓蓉的心感到天崩地裂般的疼痛。她终于明白七年前自己为什么会落榜了。 1965年高考前，进入高三的卢晓蓉因为“出身不好”，从昔日的“三好”学生、班长、年级主席一夜间成了“专政对象”。自从她崇拜的几个比她高一年级的品学兼优的学长在1964年考大学莫名其妙地落榜以后，她就有了考不上大学的预感，多次向学校要求不参加高考直接下农村，但学校一直没有批准她的申请。 到了填报高考志愿时，她在第一张表上的“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十个空格里，无一例外地全部填写了农学院，排名从北京农学院到最后一个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她以为像自己这样的“出身”，能考上一个农学院就算不错了。 没想到，表交上去后的第二天，女班主任来找她谈话，声音压得比较低，笑眯眯地对她说：“学校领导研究过了，认为你的成绩和表现都不错，你完全可以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那个系在全国都很有名。” 卢晓蓉下意识地掐了掐大腿，觉得不是在做梦，于是毕恭毕敬地重新填写了第二张表，把北大化学系填在了十个志愿的第一格里。 表交上去后，过了一天，女班主任手里又拿着一张空白表来找她，直截了当地对她说：“北大化学系还不是全国最好的系，最好的要数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系主任就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你可以报考这个系。” 卢晓蓉又一次坠进云里雾里，在第三张表十个志愿的第一格里，端端正正地填下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几个字，其他九个志愿仍然照搬了农业院校。 等到当年最次的大学录取通知都发完了，还是没有她的。从1965年这一届开始，没考上大学的不发通知，不发通知就等于发“不录取通知”。卢晓蓉不仅没考上清华，连一个农学院也没考上。她去学校报名上山下乡，在办公楼里碰见了女班主任，很不好意思地告诉她：“我没收到录取通知。”只听女班主任惋惜地“哦”了一声，说了句：“大概是志愿填高了。” 那时的卢晓蓉和她的亲朋好友都以为没考上是自己志愿填高了，只能咎由自取。直到七年后偷看到档案袋里那枚母校盖下的“此生不宜录取”大红印，她才明白：母校为什么不批准她放弃高考下农村，为什么还要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填报考志愿——原来从一开始，那只对她保密的档案袋里就已经判了她的结局。 这只让当事人一辈子看不见、无从申辩，却能决定一个人升学、招工、参军、入党、提干命运的政治档案袋和政审表，究竟是怎么来的？ 这套制度源于延安整风运动。整风期间，中共把苏俄的政治档案制度引入党内，要求人们反复写自传、反复填写履历表、写每个阶段的思想小结，采用康生发明的审查办法，要求被审查者重复写交待材料和填表，找出其中不同之处作为“不忠诚、不老实”的证据实施整肃。中共的组织部门把每个人写的履历、检讨、思想汇报，加上别人的揭发材料和组织对个人的评价材料收藏保管，为每个党员建立了对本人保密的政治档案，使每个人都被组织部门控制着。 1949年建国后，经过镇反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的“忠诚老实运动”，中共将这套政治档案制度由党内推向全社会，给每个人建立了一份本人看不到、无法申辩和澄清的政治档案。仅在北京大学一所高校，运动中就查出了3000多有“反动社会关系”和重大政治问题者，知识分子们填写的交代材料和组织鉴定、结论都被放进了对本人保密的政治档案中。 与此同时，中共划定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家庭的子女为“出身好”的“红五类”；划定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庭的子女为“出身不好”的“黑五类”，以档案制度相配合，对指定的阶级及其子女实施长期迫害。 在招工、招干、参军、升学的政治审查中，主要审查当事人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简历、政治面貌、直系亲属的情况、社会关系，以及本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和现实政治表现。只要在政审条款中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就能一票否决。 在1958年至1965年的高校招生中，各中学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高三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 可录取机密专业；2. 可录取一般专业；3. 降格录取；4. 不宜录取。”当时高校招生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或者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 1959年高考，河南开封育才中学高三学生江雪（他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插班入读，门门功课5分，任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在全省文科考生中分数最高，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他接到的却是一封“……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的信，只因他是地主家庭出身，被定为“不宜录取”。同校的尖子生吕延梅因出身富农被“降格录取”，他报考了北京大学数学系，收到的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却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的一年制数学短训班。 甚至连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1955年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时，三年高中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也因政审原因“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她悲观地写信给祖母宋庆龄求助，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宋庆龄也只能在回信中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 如果本人的档案袋和户口簿还不足以查清一个人的家庭与社会关系，政审还有另一项配套手段：向亲属所在单位发函或派专人外出调查，即“外调”。 哪怕是立下大功的中共隐蔽战线党员，只要组织上没有公开解密，他的儿女也一样过不了外调政审这一关。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担任傅作义秘书、为中共提供核心情报的隐蔽战线党员阎又文，1949年后按组织安排继续隐蔽真实身份，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后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1962年阎又文在京病逝，时年48岁，当时仍未公开其秘密党员历史。 阎又文有六个子女，他去世时老大24岁，最小的只有8岁。此后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从阎又文的妻子到小女儿，在入党、提干、工作调动时，“一到政审就卡壳。”阎又文的妻子不但不能入党，还成了“反动军官官太太”；老二曾就职某公安机关，后被调离，一直未能归队；老三毕业于哈军工，本可就职国防科工委，却被分配到一民用工厂当维修钳工。由于政审的结论一般不向当事人透露，阎家人并不了解内情。直到老六在部队申请入党，部队多次向农业部发函外调政审，却仍然找不到清晰的答案，得到的回答都是“阎又文同志历史问题不清楚”。直到阎又文逝世31年后的1993年，他的真实身份才为其子女得知。 到了1989年夏秋，这套运转了近半个世纪的清查、外调与登记制度，又加上了新的政治审查内容。 1989年7月初，当局向局级干部传达了发至省军级的绝密“中央三号文件”，即“彻底清查和坚决镇压暴乱分子的工作部署”。文件列举了：要严厉镇压的十类反革命分子，和要彻底清查的九种有严重问题者；中央要求：各地各单位务必“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紧接着，1989年9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在部分单位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的意见》。《意见》中说：“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在部分单位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重新登记的范围包括：中央和省、自治区、市辖机关的党员；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认定的发生动乱的大中城市的机关和大专院校的党员；在发生动乱的大中城市中，有市委认定的有清查、清理任务的单位的党员。清查、清理工作同干部考察工作结合进行，主要是考察党员干部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表现是否同中央保持一致。 翻译家杨宪益在自传《白虎星照命》中写道：“将近年底时，形势稍微平静了一点儿。党突然宣布它的决定：所有党员必须重新登记，同时每人要写一份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表现的总结，进行自我批评。” 在这场清党与登记酝酿之时，浙江余杭的一个知识分子收听到杨宪益的英语“六四”广播讲话后，化名“王德”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检举信。中纪委收到信后，批覆了四个字“彻底调查”，将信转给了外文局。于是，《中国文学》社派了两个人去余杭调查，“整整调查了三十天，没有查到名叫‘王德’的人”。一个月后，余杭市公安局查出了此人的真实身份，并拿到他录下的杨宪益讲话录音，录音带被立刻送到北京，为“组织处理”做准备。杨宪益拒绝参加“党员重新登记”，写纸条要求退党，最终被党支部大会表决开除出党。 从1965年卢晓蓉高考报名表上那枚“此生不宜录取”的母校红印，到1989年底人人必须填写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表现的总结”，再到今天的入党政审与外调函——表格上的栏目每隔几十年就会添上一行，而那只本人看不见的牛皮纸档案袋，始终跟在每个人身后。 ——卢晓蓉《咏雪四题》，收入邓鹏主编《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13、17—19页 ——袁剑平《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第52—53页（内引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后记） ——季鹏《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二篇第九章〈强化独裁统治的万能魔杖：政治挂帅〉 ——董少东《“潜伏者”阎又文》，收入向继东编选《2009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41—42页 ——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明镜出版社，2017年，第303页 ——雷音《杨宪益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第372—373页（内引杨宪益《白虎星照命》第292页） ——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63页

曝光 997 · 评论 1 · 点赞 6 · 书签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