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宣传和网络舆论治理策略是否助推了国内不满情绪 随想 由《我的要求不算高》合订本引起的一个联想，整理一下就是： “宣传的风险不仅在于无人相信，也在于受众… · @royaldingdongji · Tw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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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宣传和网络舆论治理策略是否助推了国内不满情绪 随想 由《我的要求不算高》合订本引起的一个联想，整理一下就是： “宣传的风险不仅在于无人相信，也在于受众把它当作必须兑现的政治承诺而过度认同。 但风险在于，一旦受众发现现实与承诺存在差距和不一致性，宣传主体便可能成为问责对象” 同一套价值叙事，由官方媒体平台发布，与由影视、广告、文学和日常社会经验等载体呈现，其接受机制可能完全不同；而意识形态最有效时，往往不被识别为意识形态。 在这一点上，我其实不得不佩服美国在宣传层面的“去中心化”：“大隐隐于市”，把价值观输出隐藏和外包给市场化的文化工业。 而中共“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把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守好新闻舆论、理论、文化、网络等阵地”， 这一策略里国家的宣传机器一方面作为价值观权威在场，另一方面作为行政力量在场：“价值权威”和“镇压机器”这两个角色短路在舆论场中，使得任意宣传制品都具有某种意识形态上的权威性与强制性，反而导致宣传内容在其后与现实发生不一致性时，打击宣传主体的权威性形象，甚至直指宣传机器背后的国家机器的合法性基础。 舆论管控上也是如此，舆情治理上对涉及社会问题的舆论高度敏感，无解释的平台封禁直接是一种反向在场与权力宣示。 这是一种聪明的舆论治理策略吗？又或是在局限条件下维稳治理的最优解？又或是治理思路的愚蠢，不知道堵不如疏？ 欢迎讨论，理论推演上的问题也欢迎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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