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报纸公布了监察部副部长王翰的罪状。研究反右运动的朱正后来照当年的报纸转述过这份罪状，其中一段是："王翰想把监察机关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他认为… · @wangdefapodcast · Tw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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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2月，报纸公布了监察部副部长王翰的罪状。研究反右运动的朱正后来照当年的报纸转述过这份罪状，其中一段是："王翰想把监察机关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他认为监察机关与被监察部门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监察机关从属于谁，就不能监察谁。他提出监察机关不仅要检查国家计划、决议、命令的执行情况，而且要检查这些计划和决议的制定，这样才能抓住有头等意义的大问题。王翰还主张监察部门要搞垂直领导，不赞成中央关于监察部门体制改为双重领导的决定。" 监察部是国务院里专门监督政府机关和公职人员的部。垂直领导，是各地的监察机关只归上一级监察机关管；双重领导，是各地的监察机关同时归当地的党委和政府管。中央当时已经决定把监察部门改成双重领导，王翰不赞成。 到报纸公布罪状的时候，监察部已经连续开了16次全体人员大会斗争王翰，贴了他一千一百多张大字报，还办了一个王翰罪证展览会。部里被追究整风以前旧账的人当中，王翰被翻出的旧账最多，部整风领导小组专门为他办了这个展览，摆出的材料有八十多件。 同一份罪状里，还有别的罪名：他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说国务院各部的工作一塌胡涂，说国家的经济计划不是冒进就是冒退。他的崇美思想也被说成极为严重，证据是："他坚持要用美国资产阶级学者杜威的'图书十进分类法'来整理监察机关的档案，而不赞成国家档案局规定的管理办法。王翰还吹嘘美国的导弹，赞扬资本主义的厂矿企业经营完善和产品的优美，甚至他小孩吃的奶粉也一定要买美国货。" 王翰不是党外人士。他是复旦大学毕业生，"一二·九"运动在上海的领导者。抗战时他参加建立新四军第五师，当过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又参加开辟中原解放区。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他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当年中央机关划出的党内右派里，按职位算，他是最高的一个。 五十年代初，王翰和王其人是中南监察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广州的《南方日报》那时每天收到一百多封读者来信，最多的是检举各级干部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欺压群众。广州有一位局长，被群众检举霸占了一个志愿参加抗美援朝的医生的妻子，查实以后，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处理经过登在报上。对监察委员会来说，这些来信是查案的得力助手。王翰和王其人很看重这些来信，积极支持。在《南方日报》主管群众来信的黄秋耘后来写道，这两位"王青天"由于嫉恶如仇，得罪人太多。 后来王翰调到北京，当了监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他在部里主张干部学业务，认为经济建设时期做监察工作，自己必须懂得工业，知道工业工作的漏洞在哪里，才能查得出是非来。他还公开反对过唯成分论。 1957年夏天，反右开始了，每个单位都要抓右派。监察部研究室主任陈达之是研究室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他公开替一个挨斗的人辩护，向党组提出这个人不该划为右派分子。翻译室主任梁建一请一个正在挨斗的党外右派吃饭、逛公园、看电影，要他"经得起考验"。8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他们和副司长彭达的事，几个人都成了右派。彭达在部里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带来官僚主义。" 王翰自己，也有一个不肯划的部下。丁抒的书里引过一段话，说王翰"在中央监察部副部长任内，只因对一个下面干部的划右派问题坚持不要划，在那个不许有异议的政治环境下，他自己就划成了右派"。人一被揪出来，他以往的主张和整风以前的旧账，都成了罪状。到年底，他成了"监察部党内右派集团"的首领，彭达、陈达之、梁建一、副司长安汝涛都算他的人。 各省的监察厅也一样。各级监察部门在同级党委眼里，是专门找岔子的，平时嫌他们碍事，又撵不走。反右来了，正好处置他们。各地监察机构里划出的右派多得要用箩筐装，有的省，监察厅的干部竟有百分之二三十被打成了右派。 王翰出事的第二年，1958年6月8日，中共中央要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毛泽东在通知稿上加进了一段职权划分，里面写着："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 照这个规矩，国家的计划和决议由党中央定，政府机构只能提建议。王翰要监察机关去检查"这些计划和决议的制定"，查的就是党中央。 1959年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议案，通过了一份决议，全文只有两条："一、撤销司法部，原司法部主管的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二、撤销监察部。" 司法部和监察部被指"脱离党的领导"。监察部撤销以后，全国各地的监察机构也跟着撤销。中共中央又明文规定，各级法院和检察院都受同级党委的直接领导。 王翰被送到三门峡工程局监督劳动，在三门峡钢铁厂当铸工。后来，他的妻子张清华请作家韦君宜帮着写传记。韦君宜看了他的材料，写道，他"去当了16年的铁工，劳动改造，不摘帽子"。 黄秋耘写过没人给他摘帽子的缘故："由于中南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监察部早已撤销，根本没有人想起这位老人家，给他摘帽子。"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好几年以后，王翰才得到改正，组织上安排他到民政部当顾问。那时他已经身患重病，还没来得及就职，就在1984年去世了。 三门峡钢铁厂倒有两位工人，写了一篇情辞恳切的文章悼念他。 ——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0—472页（转述1957年8月20日《人民日报》、12月5日《今日新闻》） 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44页 丁抒《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开放杂志社，第十六章、第二十二章 韦君宜《思痛录》，文化艺术出版社，第48页 黄秋耘《风雨年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41—142页 《毛泽东全集》第39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第375—376页（1958年6月8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43页（1959年4月28日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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